图2. 菲利普·阿吉翁与蔡婧等著《产业政策和竞争》获第17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01 基础：阿吉翁-豪伊特模型

在深入到阿吉翁对中国的观察之前，我们会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核心模型，这样大家后面读起来会更顺畅。

阿吉翁作为经济学家，会把数学模型比作“打版做衣服”，他说：

再回到班级的比喻，如果有个无敌学霸长期考第一，竞赛名额、导师资源都优先给他，那么其他同学会觉得再努力也没用，而学霸本身也没动力再创新，还会防着有人超过他；

而另一个极端是，一旦谁想出新的解题方法，很快被抄袭，因为创新收益太少，没人愿意做耗时耗力的长期探索，结果全班都搞题海战术，只求短平快。

对应到现实中就是：

*【曲线左端】竞争太弱：垄断者手握利润和资源，不仅自己没有创新动力，反而会阻碍新的创新者进入。

*【曲线右端】同质化内卷：挑战者就算成功，收益期也太短，很快被“下一波”追上，企业也不愿押注长期研发。

所以，最优的就是U型曲线的中间区域，也就是适度竞争。因此一个明智的政府，会为自己国家的产业创造一种适度竞争的环境——让垄断者有危机感，让竞争者也有希望，这样，就会促进这一区域的经济不断地爆发新的繁荣。

当然，最优的竞争状态并不会自然发生，这就需要创新政策的调节与支持，也就是需要“班主任”，把竞争从两端推回峰值区。

因此阿吉翁提出：

政府不能直接创造增长

但能创造适合增长的制度环境

让创新值得做、做得成、做得久

来源：阿吉翁《中国谜题》讲座PPT

再比如韩国，在经济的“模仿追赶”阶段形成了大型企业的财阀集团，他们不仅阻止了新公司进入市场，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拒绝开放，拒绝新的竞争。

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出现了很严重的金融危机，韩国财团的实力大大折损，但这也让韩国经济被迫引入了更多的开放和竞争，因此我们能看到，韩国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有了很明显的增长。

这些案例结合起来，都指向了一条清晰的行动线：

当一个经济体逼近创新前沿，就要及时“换挡”政策配方——包括更积极的反垄断、更顺滑的市场准入、更灵活的人才与资本流动、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与科研生态、以及让探索者敢于试错的“弹性安全网”。

只有这样，竞争才不会滑向同质化内卷，也不会被少数“超级明星”锁死入口。

让学霸有危机感，追赶者有盼头，由“班主任”把握好座次与班规。

微观创新的齿轮，才能托起那条宏观增长曲线。

在上半节课中，我们提到，阿吉翁-豪伊特模型认为经济体主要有两种增长方式：

[1] 模仿追赶(catch-up)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往往出现在一个国家从“追赶模式”切换到“前沿模式”的这个阶段。

大家很容易忽略一点：从追赶到前沿，这两种模式是不会自然发生的，更不会自动地无缝衔接，最致命的陷阱就在于政策需要“换挡”——

从追赶期跨向前沿期，如果制度与政策还停留在旧配方，增长就陷入了“卡壳”，也就导致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的本质不是增长突然没了，而是政策制度没有跟着发展阶段一起升级。

政策转型的难点在于，两种增长模式的关键驱动因素很不一样。

下半堂课我们就重点讲讲，在阿吉翁的模型中，为了配合“前沿模式”的顺利切换，好的政策都具有哪些特点？

在此之前，咱们先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前沿创新”模式了吗？什么时候进入的？

在阿吉翁的观察中，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前沿创新”模式了。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的当天，阿吉翁在获奖后接受的第一场采访中，就提到了中国，他在法新社的连线中是这么说的：

“……美国人和中国人正在新技术上成为领导者”。

隔天，他又在法国电视台Franceinfo栏目中强调：“在创新方面，欧洲相对于美国和中国正在掉队，欧洲还更多地停留在中等技术层面的渐进和改良，而中国与美国正在做高科技层面的‘创造性破坏’。”

也就是说，在阿吉翁的观察框架中，他是把当前的美国和中国，都视为处在“前沿创新”模式中的经济体。

那么，阿吉翁是什么时候开始认为中国处于“前沿创新”模式的呢？实际上，他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一直在持续演进。

他在2021年出版的新书《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中，还是把中国作为“追赶型”发展的经济模式来研究的；但观察他从2024年开始的大学教案，已经在给学生们的课程里，已把中国视为“前沿迈进者”了，并明确提示，中国在若干前沿领域呈现出的，是“实质性创新”。

也就是说，阿吉翁认为，中国差不多在2023、2024年左右，逐步进入到了“前沿创新”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

所以我们重点讲述两个部分：

接下来可能会有不少图表与政策细节，大家可以喝一口手里的生椰拿铁，提提神。

Let’s上课！

03 哪些数据证明中国已处于“前沿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中国的创新走到了哪一步呢？

阿吉翁从几个维度来判断中国的技术突破，除了媒体经常提到的论文和专利数据之外，阿吉翁又给出了3个观察维度：学术研究质量、论文依赖度，以及“谁引用谁”这一知识网络。

我们会引用阿吉翁的课堂原话和数据图表，来一一阐述上述视角。

【1】关于论文及顶刊质量

鉴于很多观点认为，单纯的论文数量不说明问题，因此阿吉翁对数据做了进一步的拆解。

下面这张图，是把论文发表样本限定在了最顶尖的刊物之后的数据对比，要知道，这些刊物的发表门槛非常严格，几乎不存在“水一下”的可能——

中国呈现了显著的追赶态势，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欧美。

图9. 刊登在“被引用最多的期刊”前五名的论文

绿线-中国；红线-欧洲；蓝线-美国

【2】关于专利领域及依赖度

再来看专利，阿吉翁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指标，是中国对别国知识的“依赖度”，更具体一点，就是中国专利对美国专利的引用强度。

研究发现，中国专利对美国依赖度（图中红线），自2008年以来在持续下降，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科研能力在增强。

图10. 中国专利引用对美国的依赖度在下降

红线：中国专利对美国引用的依赖程度

蓝线：中美之间脱钩程度

来源：阿吉翁《中国谜题》讲座PPT

依据论文《Mapping U.S.- China Technology Decoupling,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分领域看：

在ICT（信息与通信科技）领域，中国的专利数逼近美国；

在AI领域，中国虽然总量仍低于美国，但增速在加快；

在生物与医疗技术领域，中国也在稳步提升，但和美国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阿吉翁还引用了另一份研究报告，这是他的同事的实验室的研究，他们衡量了各个国家在不同技术领域的重要性（以高质量专利为测量口径），其中蓝色代表中国，可以看到蓝色区域在很多领域明显扩大：包括基因编辑、氢储存、计算机视觉、区块链等等。阿吉翁还顺便提了一下，绿色部分是欧洲，表现并不理想。

图11. 各个经济体对前沿科技的贡献

红色：美国; 蓝色：中国; 黄色：日本；绿色：欧洲

六个领域依次为：增材制造技术、区块链、机器视觉、基因编辑、氢储存、自动驾驶

来源：阿吉翁《中国谜题》讲座PPT

另外，下图中的粉色部分是各个领域中，在华专利中“外国主体”所占比例，可以看到在早年中国科研很依赖外国主体，而现在这部分正在明显下降。

从1995年的约60%降到2019年的约10%。这也意味着中国研究能力与分量都在提升。

图12. 在华专利中“外国主体”的重要性下降

来源：阿吉翁《中国谜题》讲座PPT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之所以能相对丝滑地从“模仿追赶”模式进入到“前沿创新”模式，离不开中国在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上经年累月的积累。阿吉翁认为，中国至少在4个方面做的非常对，帮助中国在现阶段努力跳脱“中等收入陷阱”。

这四个方面，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对“钱”和“制度”的组合拳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加上持续抬升的科研投入。

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研发支出一路上升，多项指标显示，中国的研发投入对GDP的占比抬升（R&D/GDP），而且这期间中国GDP本身增长很快，说明R&D绝对额要涨得更快。同时不仅仅是“砸钱”，“产出效率”也在上升——专利占研发投入的比值也同步上涨，说明新增研发越来越有效地转化为专利和产品。

同时阿吉翁强调，仅有量的投入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政策设计。

正如前一期解释的，阿吉翁提出了创新的倒U型理论：过多竞争和过少竞争都会阻碍创新。为了避免熊彼特预言的创新停滞，需要产业政策介入，把竞争调“刚刚好”的状态，才能让创新达到U型的峰值。

就好像一个班级，不能是“学霸把门”没竞争：一人独揽全部资源，不让新人进入，其他同学躺平；也不能是“全班刷题”纯内卷，过度竞争，全部人都仅在刷题层面做低端内卷却没有创新。

这就需要“班主任”来立规矩，排座次——既让学霸有危机感，也让后来者有盼头。

所以他着重谈到了中国的如下几个政策，也就对应着他理论框架中的“班主任”工具箱。

【1】研发税收抵免——把钱花在刀刃上

中国科研投入在增加，但更关键的是“出成果”的效率也在提高，可以把资金真正兑现成专利、产品和新企业。

他尤其点名了中国2008年推出的针对未来型高技术行业的“研发税收抵免”，也就是在税前按更高比例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来降低应纳税所得额。

表面看是“降税”，实质是通过和R&D占比、专利数量、高技能岗位、前沿产品收入等指标挂钩，让资源定点流向真实的研发。

研究显示，在享受研发税收抵免后的两年内，这些企业的高技术产品的收入翻了三倍，而且在软件行业，平均每年新增了大约2个专利。

同时，阿吉翁也提到，并不是说中国找到了“万能灵药”，但确实提倡了一种聚焦高科技行业、指向性更明确的方式，他还顺手蛐蛐了法国类似的抵税政策（CIR）不够“对口”，没有把高科技作为明确靶心，建议法国在这方面可以参考中国的做法。

【2】战略新兴产业——选赛道而不是撒胡椒面

关于产业政策，中国自上而下的做了定向的赛道选择，精准瞄准了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SEI），比如节能与环境技术、下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事实证明，这些被政策覆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度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阿吉翁提到，这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更深刻地进行“整合式创新”——不仅仅是使用他国的技术，而是亲自参与创新、向价值链的顶端攀升；不仅仅是产业链的融入，更是创新链本身的融入。

【3】Absorptive Capacity——技术外溢的选择性发生

大多数人会把中国“追赶”阶段的科技进步归于外来技术，以为中国的“追赶”就是把国外技术搬回家、复制一遍，但容易忽视了一点，也就是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能不能听得懂、学得会、消化掉、再迭代。

有研究追踪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技术外部性”，结果很有意思：外溢并非普照大地，而是选择性发生——哪儿的本土企业自己也在努力做科研，哪儿的“带动效应”就更强。

换句话说，同样的传帮带，有人学会举一反三，有人只能照猫画虎，差别在于有没有内功打底。

把它放回我们熟悉的“一帮一”场景就更直白了：帮人的同学（外资/外来技术）水平高固然重要，但被帮的同学如果基础薄、练得少，再好的解题方法对成绩影响也不大；相反，如果被帮者每天不仅刷题、还勤于思考，一点就通，自然能越学越快、越学越深。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先进外资工厂确实能带动周边企业升级，但这阵“东风”只吹给那些肯投钱搞研发、肯练基本功的企业。最终能不能出战绩，最终还是看内功。

【4】985和211——高校的质量提升与激励

中国从90年代开始，一方面通过985/211等工程去提升高校的数量，另一方面引入Tenure-track（终身教职）来提升质量。

这个“终身教职”就是用“时间限制+同行评审”，把论文发表数量质量纳入到教师聘任与升迁的考核体系。简单说就是给你6年时间“打硬仗”，然后由外部来评审，你行就留下给教职，不行就走人。可以说是既有筛选，也有激励。

阿吉翁就半开玩笑的吐槽说，自己当年在MIT任教时，也被这个终身教职制度搞得特焦虑——虽然压力很大，但得承认它确实有效。

这些政策，再搭配上中国一系列的“千人/万人”计划，吸引在外的高水平华人学者回国，而这一同带回国的，也包括海外的成熟的研究范式和国际网络，这就形成了高校-产业-政策的正向循环。

图13. 阿吉翁坐在讲台上授课

来源：Collège de France

这些政策工具拼在一起，就相当于一个环环相扣的螺旋，钱投得多→选择更准→吸收更好→高校更强→再反哺人才与技术。

于是，中国不只论文和专利多了，而且顶刊占比上来了，对外部专利的引用依赖下降了，在学术与产业创新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正是“从追赶到前沿”背后真正的结构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