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以“金融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主题，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一行两会一局的领导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周小川：研判通胀的指标还可更综合、更丰富
就在年会前一天，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发表了《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一文，在各大财经网站广泛传播，刷屏“朋友圈”。年会上，周小川再次详述了核心观点。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特别是近几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历与实践显示，低通胀对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和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 也动摇了通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低通胀对央行货币政策的挑战也成为市场和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周小川认为，传统通胀度量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争议和挑战：
一是当前的物价指数型通货膨胀较少地包含资产价格，可能带来了一定的失真，特别是在长时期比较中的失真。比如，如果资产价格变贵了，养老金未来的投资回报就会降低，未来要想享受设想的养老水平需要花更多的钱。这算不算是一种通货膨胀，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目前普通老百姓的在支出篮子里必须考虑对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的支出。
二是以什么样的收入作为计算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目前的做法都是用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通货膨胀的支出篮子。可支配收入对应的是常规的经常性商品与服务，特别是食品、日用品等等，这些东西确实没有怎么涨价，甚至还降价了。但是在篮子以外的东西也是需要支出的，无论是税前支出的，还是某种制度要求支出的。居民和消费者应该意识到，“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价格的变动最终也是要承担的。
三是劳动付出的度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劳动的时间、强度、通勤、是否加班、休假情况怎么样，这些也是需要度量的，而现行通胀统计及分析未完全把这些概念和关系纳入其中。
四是可比性问题。过去物价指数是纵向比，这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例如，科技发展导致电子信息、IT等相关产品，价格下降得非常厉害，可能对物价指数走低或负调整的贡献率较大。如何究竟该怎么计算科技进步对物价的影响值得研究。另外，代际的结构性变化会非常剧烈。从寿命变化会引出养老金的通胀问题。2019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7.3岁，但1949年时预期寿命仅有35岁。寿命延长，为保证同等生活水准所需投资的数量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周小川表示，作为货币政策的反馈变量，通货膨胀指标还可从更综合、更丰富的角度进行考量。
央行刘桂平：五方面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自主开放
此次年会是刘桂平履新央行副行长以来的首次公开亮相。刘桂平以“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新发展格局”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关键词是“开放”。
刘桂平表示，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和更加健康的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巨大动能。
“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刘桂平说，今年以来，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等外资金融机构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美国运通在我国境内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取得了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全球三大债券指数中，中国债券已先后纳入彭博巴克莱和摩根大通指数，纳入富时罗素指数也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外资投资中国债券的热情持续增强。
刘桂平说，人民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会同相关部门，遵循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自主开放。
一是推动金融业系统化、制度化开放。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外资进入国内市场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发挥内外资金融机构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作用，为参与内外循环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在维护和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上，通过促进规则变革和优化制度供给安排，形成能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开放新体制。
二是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实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国家发展战略为突破口，顺应国际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按照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扩大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和股票，优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提升资本市场流动性和定价效率。
三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进一步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支持政策，增强人民币在对外贸易、投融资、金融市场交易等方面的吸引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快外汇市场建设和对外开放。深化货币合作，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和人民币清算行安排，提高人民币清算效率。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四是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间。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开放、多元、市场化投融资体系，提高“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水平。
五是完善与全面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人民币可自由使用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建设更宽领域的金融安全网，夯实风险防控的体制机制基础。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加强行为监管，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加强跨境监管和处置合作，防范跨境监管套利和风险传递。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提升监管效率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性。
银保监会曹宇：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有效金融监管体系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曹宇主旨发言的关键词为“监管”。
曹宇认为，近年来银行保险监管工作成效显著。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监管者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需要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监管理念和方法，持之以恒提升监管有效性，形成监管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和正向激励。
曹宇表示，首先要尊重金融规律。要坚持把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首要目标，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重要使命。其次要保持监管定力，坚持专业专注的定力，坚持依法监管的定力。
“我们要始终保持监管规则透明度，维护监管尺度一致性，无论对中资还是外资机构、国有还是民营机构，均一视同仁，适用一致监管标准。”曹宇说。
此外，目前，我国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金融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曹宇指出，激发金融机构市场活力、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同样重要。这里面要处理好两类关系，即：处理好加强监管与支持创新的关系；处理好大型机构与中小机构的关系。
处理好加强监管与支持创新的关系，就是始终将“是否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是否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作为衡量金融创新合理性的基本标准，坚决打击偏离实体经济需求、危害金融稳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伪创新”“乱创新”行为。
处理好大型机构与中小机构的关系就是做实分类监管和差异化监管，努力营造各类金融机构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细化分工、有序竞争的良性金融共生环境。
对于如何不断改进监管方法，曹宇表示，以机构监管为核心，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抓手，以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为轴线，强化金融机构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实现对法人机构的多维度、深层次、全周期监管。同时，更加注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有机结合，做到机构、业务和风险监管全覆盖。
目前，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8%，金融业已融入社会运行各个方面，单纯依靠金融管理部门难以实现监管目标。因此，曹宇也表示，还将大力推进协同监管。要在金融委的统一指挥下，强化监管部门与宏观管理部门之间、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协同。更加注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的协调效率，更加注重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的优化组合，更加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金融风险防控的全国“一盘棋”。
证监会阎庆民：注册制改革有了好开端 要增强退市刚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阎庆民主旨发言的关键词为“上市公司质量”。
阎庆民表示，去年以来，证监会认真贯彻国务院金融委“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以科创板和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为引领，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更加注重投资端与融资端平衡，更加注重扩大机构投资者力量。一方面，今年以来沪深交易所新上市公司340多家，其中科创板和改革后的创业板接近180多家，有力服务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更多长线资金配置A股，与去年初相比，权益类基金规模增长69%，专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持续提升，市场结构和生态发生了积极向好变化。
阎庆民指出，增强产业先进性，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必须紧紧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形成与“双循环”格局相匹配的上市公司产业结构，促进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一方面，在扩大增量上做文章。科创板要坚守“硬科技”定位，创业板要切实服务“三创四新”，稳步在全市场实施注册制，引导具有核心技术、富有创新力、行业领先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产业先进性。另一方面，在优化存量上下功夫，支持已上市公司淘汰低效供给，出清落后产能，加快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从低端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转型，提高核心竞争力。
阎庆民表示，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市场风险、合规风险、债务风险等诸多不确定性，但最根本的还是道德风险。防范道德风险，既需要监管等外部约束，也离不开公司治理的内部制衡。增强治理有效性，抓牢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我国实际出发，推动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要突出规则监管、突出分类推动、突出治理实践，在“三个突出”上下功夫。
阎庆民认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企业自身承担主体责任。同时，资本市场监管也要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增强适应性。
第一，健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切实把好“入口关”。在接下来全面实施注册制过程中，应当牢牢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不断提高注册制的适应性。要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在确保真实、准确、完整的同时，促进信息披露更加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要进一步推动信息披露电子化、线上化，既便利投资者阅读，又降低企业披露成本。
第二，健全并购重组市场化机制，更好发挥主渠道作用。“双循环”格局下进一步提高我国并购制度的适应性，要以实施并购重组注册制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丰富市场工具，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强化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提高经营效率。
第三，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实现“退得下”“退得稳”。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才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进不出”将扭曲市场估值体系，导致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提高我国退市机制的适应性，要通过重组一批、重整一批、退市一批，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同时，对于严重财务造假的“害群之马”、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空壳僵尸”，增强退市刚性，决不允许“久拖不退”。落实新《证券法》，推动投保机构代表人诉讼制度尽快通过典型个案落地，实现市场出清与保护投资者的双重目标。
外汇局郑薇：全面放宽和取消跨境投融资规模和资金使用等限制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郑薇表示，“十四五”时期和今后一段时期，将加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
首先要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一是全面放宽直接投资领域外资准入，切实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落实和推动签署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创新直接投资方式，推进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外汇管理方式改革，更好满足市场主体的跨境投资需求。
二是推动跨境融资交易和汇兑环节统一协调，制订私募投资基金跨境投资的政策框架，实现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加行业负面清单的管理，提升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
三是加快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推动实现符合国际惯例的证券投资开放政策，常态化地发放QDII额度，实施“跨境理财通”试点，整合金融市场开放渠道。中长期来看，在符合“三反”的前提下，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及高风险领域的交易外，实现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基本自由，建立健全个人跨境资本交易的管理制度，满足个人对外投资和用汇的合理需求。
其次，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外汇管理新体制。一是促进高水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外汇管理方式从事前审查全面转向事后核查，推动实现高效、安全、低成本的跨境贸易结算。推进以风险评估为导向完善贸易主体分类管理，形成“越合规越自主”“越诚信越便利”的良性循环。二是实现高水平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放宽和取消跨境投融资的规模和资金使用等限制，扩大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点，这项工作已经落地。三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支持“一带一路”企业贸易结算便利化，优化外汇账户，助力企业“走出去”。四是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五是建设开放多元、功能健全的外汇市场，统筹发展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提升境内市场国际影响力和金融机构全球参与度。
再者要进一步提升开放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一是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宏观审慎方面着力防止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微观监管方面着力维护外汇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二是推进科技赋能“数字外管”和“安全外管”建设，构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提升跨境区块链平台服务外汇收支和跨境融资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三是完善金融开放领域法律体系，推动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加强国内跨部门、国际跨境监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