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扬基金创始人兼总经理杨爱斌是最早、最优秀的债券基金经理之一，曾获誉中国基金报评选的“中国基金业20年-最佳基金经理”。杨爱斌也是中国阳光私募转向公募基金的第一人。

1998年，杨爱斌从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毕业后到浦发银行工作，1999年，进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投资管理中心，开始投资生涯。2005年5月，他加盟华夏基金担任固定收益投资总监。

2011年，杨爱斌从华夏基金辞职，创办鹏扬投资公司，在不到五年时间里，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达到400亿，成为债券私募中的佼佼者。

2015年4月，在允许专业人士发起设立公募基金的政策放开后，杨爱斌第一时间向证监会递交了设立公募基金的申请。2016年6月，杨爱斌拿到证监会同意设立鹏扬基金的批文，7月6日，鹏扬基金正式成立，成为首家“私转公”基金公司。

在严重分化、强者恒强的公募基金业，鹏扬基金凭借在固收业务的核心能力找到了生存空间，并迅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鹏扬基金资产管理总规模已突破1000亿。

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鹏扬基金也赢得良好的口碑。鹏扬基金不仅具备出色的债券投资能力，能够在市场重大转折期精准布局，在熊市末期劝客户入场，逆势发行产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牛市高点劝客户赎回，客户赚到了真金白银，鹏扬也赢得了渠道和客户的高度认可。

杨爱斌花了两年时间，请出他的老领导——原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出任公司董事长，范勇宏对基金公司管理有丰富经验，对基金行业有深刻理解，还有深厚的人脉。范勇宏给鹏扬的目标是，成为一家有专业特色的中大型综合性基金管理公司。杨爱斌将这一目标具体表述为：提升综合能力，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进入行业前30。

作为鹏扬基金的大股东，杨爱斌不仅出任总经理，还是公司投研负责人和品牌代言人，还兼管市场营销业务，这让他十分忙碌，基本上平时不在公司上班就是在出差中。在杨爱斌看来，走出初创期的鹏扬基金，必须聚集更多人才，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他自称是基金行业收入最低的总经理，但愿意拿出股权激励核心员工。他最大的梦想是，若干年后，能安安静静做一个基金经理、一个能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的优秀基金经理。

6月中旬，中国基金报记者采访了杨爱斌。

3年规模站上1000亿

中国基金报记者：2016年7月，鹏扬基金成为首家“私转公”的公募基金，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杨爱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我们做债的都特别崇拜PIMCO（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觉得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成立一家专注债券投资的公司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2011年，我离开华夏基金自已创业，成立鹏扬投资。虽然做得还不错，但债券私募空间有限，因为零售客户对私募的回报要求很高，债券牛市时没问题，市场平淡时，要获取高回报，就要冒很大的杠杆风险或者信用下沉风险，这两样都会让客户承担很大的风险。而私募要进入大机构的准入白名单非常困难，尤其资管新规出台后，就更难了。

2013年底国务院出台文件，允许专业人士发起设立公募基金公司。我决定试一试，2014年，我们引进财务投资人，增强资本金实力。2015年政策放开后，我们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同时申请专户业务，把原来部分私募基金平移到新成立的公司，开创了“私转公”的鹏扬模式。现在回过头看，虽然付出了巨大成本和精力，但转型的抉择是正确的。

中国基金报记者：没有股东背景的新公司很难做起来，鹏扬基金是如何突围的？

杨爱斌：这几年的大环境，对新公司、小公司相当不利，创新基本轮不上，人力、财力、系统包括准入等方面与大公司比都差太远。唯一能够突破的地方，就是要在一些不算创新的产品策略上面，领先市场。

我们打响的第一枪是2017年6月发行了完全净值化的短债基金——鹏扬利泽。

2017年上半年，针对货币基金流动性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陆续出台，我觉得货币基金不再是监管层鼓励的发展方向，向净值型转型是大势所趋。转型的第一站是短债，虽然国内早期尝试过摊余成本法的中短债基金，但是失败了，首批尝试的产品后来基本都转型成了普通债基。

鹏扬利泽是首只采用市价法估值、久期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的短债基金，比较超前，当时监管部门对短债基金主要从投资范围上进行控制，鹏扬利泽主要从产品组合久期进行控制，所以“鹏扬利泽”名字上没有短债两个字。鹏扬利泽成立时，市场还比较平淡，募集规模仅17.9亿元，但到了2018年，短债基金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因为股市不好，大量资金要配置债券。我们占据了先发优势，2018年下半年鹏扬利泽规模接近100亿，2019年一季度巅峰时期接近120亿，这是我们第一个打出来的品牌。

“固收+”规模排名第五

中国基金报记者：从公开数据看，鹏扬基金“固收+”公募规模在行业排名靠前，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杨爱斌：2019下半年债市暴涨，大量银行客户不再满足于收益率走低的货币基金、纯债基金。我们判断，客户需求在沿着收益率曲线不断转移，从货币到短债到中长期纯债，接下来应该是“固收+”，因此决定全面布局。在今年3月底的公开数据中，鹏扬的非货币公募基金的行业排名是45/140，但我们“固收+”公募规模为259亿，排名行业第五。加上近400亿的“固收+”专户，鹏扬“固收+”总规模是650亿。总体上，我们在“固收+”的尝试比较成功，成为公司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公司刚成立时，我跟鹏扬的战略投资人说，公司的三年目标是管理规模1000亿。鹏扬基金成立刚好四年，第一年在忙着“私转公”，从发第一只公募基金到现在，差不多是三年的时间，今年4月底鹏扬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000亿，算是达成了第一个小目标。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也是鹏扬基金的投研负责人，请讲讲你们在投资方面的决策。

杨爱斌：在投资大是大非的重要决策上，我们总体把握得比较准确，没有犯过重大错误。

2016年四季度，债市暴跌，我们成功逃顶并大举做空。2017年股市中的核心资产大涨，大家都对股市特别乐观，对债市特别悲观。我们从2017年四季度开始坚定不移看多债市，客户在债市最低点给了我们很多钱。2018年债市暴涨，鹏扬旗下多只债券基金排到市场前15%。

2019年1月，我们又做了一次大的资产配置的切换，减少债券，加配转债和股票。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债市一度特别火爆，今年4月底，我们就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从5月开始坚定不移地降久期、降杠杆，看空债市。在5月初的投资月报里，我们详细阐述了看空的逻辑和做法，后来市场变化印证了我们的看法。

中国基金报记者：这样，你们的客户体验会比较好。

杨爱斌：鹏扬提出的公司使命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回报社会第三、股东第四。

本着客户利益至上，我们通常会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前瞻性逆势布局产品。比如2018年1月债市最低迷的时候，我们发行了两年封闭的纯债基金鹏扬双利，当年就给客户赚了9%，2年赚了17%。我们2017年发第一只短债基金的时机也挺好的，2018年短债成为最佳的低风险投资品种之一。虽然这样做，有时候吃力不讨好，但客户回过头会信任你。

市场火爆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比较谨慎，今年3、4月份债市特别红火的时候，鹏扬没有推出一只面向零售的纯债新基金，我们明确表示阶段性地不看好债市，并主动建议持有利率债基金的客户止盈，落袋为安，从而让客户规避了后来的债市大跌。虽然我们短期少挣了管理费，但客户良好的体验和信任对我们而言更重要。

今年股市行情比较极端，医药、科技、消费特别火，我们很快将在兴业银行发行一只红利优选基金。逆势布局肯定会比较难，但大概率能够给客户挣到钱，我们希望在低迷时期埋一颗种子，最终给客户良好的回报。

我们不是不想赚钱，但想赚长期的钱，不想赚一锤子买卖的钱。如果我们忽悠客户，可能短期赚到了钱，但伤了客户的心，公司的长期发展也失去了根基。

中国基金报记者：这个道理行大家都很明白，但能真正做到的公司却不多。

杨爱斌：鹏扬的核心优势是公司治理的优势，即股东和核心管理层合二为一。别的公司管理层要向股东、董事会负责，鹏扬不存在这些问题。我是大股东，也是公司主要的经营管理者，可以为了长期利益牺牲短期利益，而我们最大的长期利益，就是拥有越来越多长期信任我们的客户。

“是否控股不重要”

中国基金报记者：范勇宏曾是你的老领导，为什么请他来做董事长？

杨爱斌：范总是全行业最懂基金的人士之一，对资产管理行业怎么发展、资产管理公司怎么管理，他理解得非常透彻、深刻。在鹏扬基金申请设立的过程中，范总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包括和各方面的沟通等，可以说，没有范总的支持，鹏扬基金不一定能够顺利成立。

2018年担任鹏扬董事长后，范总对公司的经营指导、关心更多了。他虽然目前还不是专职董事长，但是他在基金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等方面给我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指导意见。相信有范总帮忙把关，提高重大经营决策的正确率，可以让我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创业公司夭折率高，很多创业公司难以跨过3年的生存期。感恩有一批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帮忙把关，使得鹏扬能够快速度过生存期，走上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提到会对核心团队实行股权激励，那你的股份会被不断稀释。

杨爱斌：目前，鹏扬基金核心团队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股约14%，我原来持有公司55%的股份，现在不到50%，未来还会进一步大幅稀释。鹏扬基金若成功实现“成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有影响力的、能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专业化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司愿景，我是否控股并不重要。

中国有一句古话，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鹏扬企业文化价值观里有一条，股东只拿合理的回报，这几年我们股东的回报并不高，我可能是全行业收入最低的总经理。我们会把大头分给员工，严格贯彻客户第一、员工第二的企业使命。

中国基金报记者：鹏扬基金近期的工作重点和突破方向是什么？

杨爱斌：我们近期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积极提升权益投资能力，尤其是引进优秀股票投资人才。最近，有着22年金融从业经验的原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中国股票董事总经理、投资组合管理总监朱国庆先生已经加盟鹏扬，担任公司股票首席投资官。

鹏扬基金现在被贴了个标签——擅长债券投资，但鹏扬最终的目标是要做一家多元化的基金管理公司，沿着风险收益率曲线完善产品线。主动权益方面有几只基金的业绩已经跑出来了，也在积极开发被动的指数业务，以最便宜的成本向客户提供投资服务。

目标是行业前30名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希望把鹏扬打造成什么样的基金公司？

杨爱斌：因为起步太晚，我们没有太大的目标，要去做一家很大的基金公司。范总提出的要求是，鹏扬将来能不能做成一家中大型的综合性基金公司，业务范围涵盖股票、债券、被动以及海外业务等。我的目标是规模进入行业前30名。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认为公募基金行业最大的机遇是什么？

杨爱斌：公募基金面临的最大机遇是资本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大的发展窗口期。随着“房住不炒”的落实以及人口老龄化，未来老百姓的财富迟早要从房地产市场出来。在高质量发展的总政策路线下，国家要重点发展新经济将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公募行业下一个10年，会是综合性的、真正多元化投资的时期，发展速度可能远远超过前20年。

“创业九死一生”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是21年的债券老兵，曾荣获中国基金报评选的“中国基金业20年·最佳基金经理”称号。在你的投资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杨爱斌：我创业九年，最大的感慨就是创业非常艰难，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对创业时机，我做了精心选择。2011年，债券市场大熊市，我在利率最高点出来创立鹏扬投资，2012年债市转牛，可以说我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局。

2013年发生钱荒，意味着债市是超级大熊市，5月，我感觉央行要紧缩银根，就把所有债券都减仓了，完美地躲过了钱荒。但人生有时太顺不是好事，会得意忘形、自大自满。

我减仓后基本上都买的是货币基金或短期理财产品，相当于现金。7月，孩子放暑假，我放心大胆地带着家人到美国自驾游。10月，债券利率回到了我从业以来的最高点，即2004年我在平安保险时期的最高点。我觉得银根收得太紧，经济开始回落，债市基本面开始转好了。

于是，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大举做多，没想到央行坚决不放松银根。当时央行认为银监会在同业监管方面存在监管漏洞，必须紧银根，一直持续到2014年1月份，银监会出台同业监管政策之后，央行才放松银根。正应了做金融投资流行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和“央妈”作对。

我太早抄底，可谓是“老手死在半山腰”。我买的10年期国开债不到5.3%的收益率，到年底差不多都快到6%了，市场跌了很多。我上半年赚的钱，3个月就几乎全部亏回去了。我们是一年封闭期产品，业绩基准是5.5%，再过4个月即2014年4月到期，压力山大。

好在“命”还不是太差。2014年1月，债市由熊转牛，我们抓住机会，重仓出击，在最后4个月做出了收益，通过不懈努力使得最后客户到手的年化回报四舍五入之后总算是达标了。

中国基金报记者：留下什么教训？

杨爱斌：2013年四季度有一两个月，我基本上都睡不着觉，每天一躺在床上就想：市场如果一直这样，我拿什么去给客户交差？那是我创业以来的至暗时刻。

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之后，我现在做大的投资决策时，永远提醒自己，不要太盲目自信。为什么要请范总？有他在后面帮助，可以减少我的头脑发热。

经历那一次的苦难后，我心态更好了，遇到什么困难，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

中国基金报记者：请讲讲你投资生涯中的精彩案例。

杨爱斌：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在华夏基金时，“5·12”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判断债市基本面转好，就开始大举做多。到四季度，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央行货币政策全面转向宽松。那一年华夏债基收益率特别好，也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基金规模也做到很大。我早期在固收领域有一点点影响力，跟这次成功的投资有关。

还有一次是2016年10月份，债市牛熊转折点，鹏扬是少数几家在高位成功逃顶的机构之一，为投资人规避了巨大的损失。成功逃顶的同时，我们还大举做空，我们空头持仓量一度接近国债期货主力合约持仓量的10%，在2016年年底债市大幅波动期间，我们手持300亿高流动性的现金类资产。

做债券投资，一定要用望远镜去看未来，不要用后视镜看过去。债券投资是机构之间在博弈，要比对手看得更远，看得更细。鹏扬基金的要求是，要用望远镜看市场，用显微镜来看数据，这方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立了各种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

梦想安安静静做个基金经理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杨爱斌：过去我会打打网球，偶尔打高尔夫球，现在球杆都锈了。我现在基本上不是在公司就是在出差，利用周末面试。这么忙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引进人才，如果将来有一天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我愿意卸任总经理。国外很多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像桥水、黑石，总经理都不是创始人。我想，若干年后，我最大的梦想是，安安静静做一个基金经理、一个能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的优秀基金经理。

中国基金报记者：若干年后你只想安安静静地当个基金经理，为什么？

杨爱斌：做投资、去了解市场、探寻市场的发展变化，是我最想做的事，很有乐趣。如果以后基金经理也做不动了，被淘汰了，我就去当老师，跟后浪们分享我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基金报记者：回望过去，你最大的骄傲和遗憾是什么？

杨爱斌：在私转公这件事上，做出了跟绝大多数同行截然不同的选择，成为首家“吃螃蟹”的私募基金。在基金业协会编撰的行业20年发展史中，有一节讲到鹏扬“私转公”。一生能做出这样一件被记住的事，我觉得很欣慰。

最大的遗憾是在鹏扬“私转公”艰难创业的过程中，投入了太多时间和精力，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了，尤其是我的女儿在读高中，我作为父亲陪伴她的时间太少了，这是我最遗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