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世界观

  “这没那么简单……”

除了投资之外，医学算得上一个很典型的“结构不良”的领域。

比如心脏病发作，你可以从医学教科书中学到相关知识，但实际诊断并没有那么简单。心脏病发作的症状可能非常多样——这取决于患者的种族、年龄、性别、病史、潜在并发症等多种因素。一些心脏病发作的最初表现，甚至可能是看上去毫不相关的消化不良。

著名心理学教授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在《力量的源泉》（Sources of Power）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克莱因教授以这个故事为例，说明了在“结构不良”的问题中，人们决策的“杠杆点”可能有巨大差距——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压力、风险、变化的环境，这些都影响着决策的质量。

经验丰富的心脏医生认为，判断病人是否会心脏骤停的最佳预测因素，往往是资深护士的主观评估。因为资深护士不会孤立地去看一个因素，他们会基于对整体状态的综合感受来评判，因此他们可以判断出潜在心脏危险信号的各种组合表现。

Commonplace播客的创始人Cedric Chin这样评价应对“结构不良”问题的专业技能。当非专业人士想起“心脏病发作”，往往脑中会出现一个模式——“经典”的心脏病发作场景——一个人突然捂住胸部，痛苦地摔倒。然而专业医生不会这样，他们不会把心脏病发作这个概念简化为单一模型。相反，他们脑中会有一个模型的集合，让他们可以从中去组装各种信号碎片。

Cedric Chin总结了灵活认知的特点：

■ 不认为任何事件只有一个根本原因或模型；

■ 通过组合先前案例的片段，来构建临时模型。

这和诸如MBA的商业训练并不一致。之前的模式是，你做出一个断言，找一些理论来支持它，然后举一两个说明性的例子，如果你PPT的时间用完了，你可能会放弃这些例子，因为它们只是结论的延伸。而“灵活性认知理论”质疑了这种方式在解决“结构不良”问题时的有效性，单纯的“举一反三”的推理可能会遗失重要信息。

智慧源于开放性

  “我看到的不是全部……”

解决复杂问题需要智慧。根据心理学家对智慧的研究，智慧与年龄和智力无关，但却和“开放性”密切相关。有时候单纯的智商和资历，可能导致傲慢和僵化；相比之下，开放性被定义为“对新思想、价值观和经验的欣赏和宽容”。

智慧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就是面对新信息的灵活性。

正如上文提到的护士，她的经验叠加“开放性”，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主观数据库，帮助自己做出灵活而正确的决策。

但在投资中，智商因素往往因为衡量起来比较简单，而受到了过度的重视：比如IQ值、CFA证书、或者名校文凭等等……但如果智商不叠加上“开放性”这一特点，智商本身可能反而会成为投资的阻碍。

咨询公司Inferential Focus的创始人贝内特·古德斯皮德（Bennett Goodspeed）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道”琼斯平均：“全脑投资指南”》（The Tao Jones Average: A Guide to Whole-brained Investment），书中对华尔街提出过警示：“左脑用得太过了！”

*“格式塔”感知将信息视为有意义的、有组织的整体的想法。它认为我们的大脑能够创造一种可预测的感知，这种感知不仅仅是其感官输入的总和。

贝内特·古德斯皮德在这本书的标题中，玩了一个谐音梗，把代表股市投资的道琼斯指数中的“道”（Dow）换为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Tao）。他引用道家思想试图说明，因为股市本身充满了情绪，此时左脑过多的信息，可能会蒙蔽右脑的感知。你一旦给某个事物打了标签归了类，左脑说“这我懂了！”，右脑说“那我撤了！”，也就不会再去进一步感受这件事了。

正因为“全脑投资”的有趣视角，让这本1983年上市且已经绝版的图书，在金融界被不断重读引用。

贝内特认为，投资研究需要避免成为“数据的囚徒”。很多研究员都在用同样的工具，去研究同样的数据，因此毫无悬念地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因为一旦预期落实在数据上，就会引发重新定价。真正困难的事情，是要在变化体现在数字上之前，去发现变化。事情真正的真相，并不是你所看到的事物的简单加总。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代表逻辑的左脑，需要代表直觉的右脑来协助。

因此，在一个非理性的市场中，没有比采用单纯依赖理性的投资策略更危险的事情了。

这里类似心流的直觉在马修·B·克劳福德（Matthew B. Crawford）的书中也有论述。马修是弗吉尼亚大学文化高级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被《泰晤士报》评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在《超越你头脑的世界》（The World Beyond Your Head）一书中，他用下面的场景解释了“智慧”和“开放性”的关联：

这就是智慧与开放性的关联。当专业人士秉持开放之心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对他保持更加开放的姿态。

新类比分析

  “这就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