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奉MSCI评级为圭臬，到逐步摸索贴合中国国情的ESG评价体系，到顶层推出可持续披露的准则、指引，ESG的本土化之路从未停歇。但投资机构如何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构建有效的ESG投资框架，如何在分析一个个具体公司时，在多达几十个ESG细分指标中抽丝剥茧、牵到牛鼻子，仍是行业常问常新的命题。

华夏基金始终认为，ESG研究不是花瓶，不能只是从概念到概念、坐而论道，而是要能“沉得下去”，和公司主业深度结合，真正赋能企业发展。

在近日结束的《财经》可持续发展论坛上，总经理李一梅再次明确强调：“我们坚信，ESG不是一个单独的主题，一个产品的标签，而是一种必须全面嵌入投研体系的底层价值观和投资逻辑。”

这绝非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日常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里。

五年前，华夏ESG研究团队就曾为顺丰写了一份20页的报告，管理层阅览后非常吃惊，表示从没见过一个团队能把ESG和他们的基本面结合地这么紧密地去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

沟通前，顺丰MSCI评级为CCC。沟通后，顺丰发布了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明确设定“2030年单个包裹碳排放量减少70%”的减排目标，并对员工安全健康、承包商社会责任标准等提出了具体的规定，随后其ESG评级跃升至BB。

2025年，华夏ESG团队再次与顺丰控股沟通，重点交流了其在劳动力管理方面的最新实践。员工薪酬福利方面，顺丰要求承包商为快递员缴纳五险一金，并对供应商定期审计。权益保障方面，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率从2022年的49%提升至全覆盖。

华夏ESG研究主管许欣然说，国际资管公司也会对上市公司提出ESG要求，指导公司在具体的议题上做出改善。不同的是华夏不仅告诉公司“做什么”, 还会分享“怎么做” 。

比如，在与中国最大的生猪企业牧原股份沟通时，华夏基金确立了五大沟通重点，包括：正确识别范围三的主要排放来源并细化核算边界，规划并披露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具体资金投入与目标，公开范围一（如粪污处理）的甲烷排放数据，使用专业工具评估集团层面的水压力，启动饲料用大豆的毁林风险评估并将“零毁林”要求纳入供应商管理体系。最终，牧原几乎对这些建议照单全收，包括投入1.43亿元用于低豆日粮研发，公布粪污处理的甲烷排放数据。

“这种手把手的指导相当于PE的投后管理，或者consultancy（咨询），还是免费的。”许欣然说。

电商平台是否为中小商家提供平等的机会、药企对罕见病和创新治疗方案的投入、快递外卖等行业对“小哥”的权益保障……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指标，都已融入华夏基金ESG团队的分析框架中。

ESG投资在中国经过近几年的进化后，已经逐渐从早期的那种把ESG基金等同于投资新能源、剔除石化等行业的“标签式”、“主题式”投资，向ESG与基本面深度整合的阶段发展。李一梅提出前者是ESG投资的1.0时代，后者则为2.0时代。

简单而言，在2.0时代，不管你是石化还是食品饮料还是新能源电池，都要接受一套通用的ESG标准的打分。一家锂电池企业如果不注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不重视对上游矿业的尽责调查与追溯，即使身在新能源行业也得不到高评分。一整套打分体系，除了通用的指标，还有专为各行业设置的个性化指标。

中国与欧盟ESG信息披露的“双实质性影响”标准，也强调企业不应局限于披露泛泛的ESG信息，而是要结合自身所处行业，确定对企业财务状况、和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少数几个议题，做有针对性的重点披露。

MSCI就声明：关键不在于收集那些雄心勃勃、详尽无疑的数据，而应该专注于那些具有实际财务意义，且对决策具有实际帮助的指标。PRI也反复对外表示，ESG投资的逻辑是“非政治化”的，负责任投资的原则始终如一——投资者在意的原因在于ESG因素的财务重要性。

无独有偶，早在ESG被欧美部分政客、投资者批评其包含太多意识形态色彩前，华夏基金就一直强调对ESG的理解不能食洋不化，ESG标准要与本土国情结合、与财务基本面结合，尽量追求行业中性、意识形态中性、实质重于形式。

比如在治理（G）领域，华夏很早就开始看重股权质押比例、财务稳定性、表外融资等有中国特殊性的指标，而对西方在意的董事会的独董比例、女性比例，不是不看，而是按华夏基金ESG委员会主席潘中宁的话，“要满足这些指标不难”——这也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体现。

社会（S）方面，在医疗健康领域，考虑到我国新药研发存在适应症同质化和热门靶点研发扎堆的现象，华夏会关注创新药企对罕见病和创新治疗方案的投入情况。对于电商行业，会考量电商平台的“普惠性”，即是否为中小商家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待遇、是否设置较高的门槛等。对快递外卖等行业，会关注其灵活用工的权益保障等话题。而在AI发展白热化并迅速渗透到各类平台业务的当下，其衍生的科技伦理问题更加凸显——提效的同时如何持续深化平台责任，严防虚假宣传营销和数据系统漏洞，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隐私安全成为更重要的关注点。

这些做法都凝聚了华夏ESG研究团队对具体行业及其动向的理解。没有对当下中国市场、特定行业的深度理解，很难提出这些指标。

要确保ESG分析与基本面的结合，离不开制度设计。如果研究员对一家公司的ESG评分很低也无法影响投资决策，那这种评级就是没长出“牙齿”的点缀。在华夏基金的国际投资团队，每一位行业研究员的报告都必须有一个专门的“ESG风险与机遇分析”模块——这意味着ESG分析本身就已成为基本面分析的一部分了。每一位研究员都要被ESG团队打分（但ESG研究员不用被研究员打分），从而在制度上确保了ESG的严肃性。

注重ESG对企业的实际价值，也体现在华夏基金对企业出海这一课题的深耕。

对于传统的做出口的中国企业，ESG几乎已是必答题。从市场准入、供应链管控到运营成本，面向欧盟市场的中企最终可能都绕不过CSDDD、CBAM、ESPR这些复杂的法律法规。ESG合规的传导链条也从苹果、大众、联合利华这些“大链主”精准无误地传到无数供应链中上游企业。在供应商准入审核、绩效评估等采购全流程中，没有ESG认证、第三方评级报告或审计结果，等于连入场的门票都拿不到。

违规的学费没少交，许多在国内习以为常的操作，在当地可能是很严重的违法。某知名制造业企业，今年就因为其承包商在海外被检查到用工签证、工作环境的问题，被起诉几亿的赔偿，相关诉讼还在进行中。

例如，随着越来越多中企从产品出海走向产能出海，一旦在当地建厂、用工，面临的ESG挑战就是几何级的增长。具体关注点很多，如何区分主次？华夏基金ESG研究团队先是基于不同行业的特性，描绘了一张不同行业出海的ESG议题表格。比如对于汽车和零部件企业，产品质量与安全、供应链管理、产品碳足迹都至关重要，在表上被用深红标示出来。而冲突矿产、员工权益、隐私与数据安全，则是相对次要的议题，用浅红色标示。而对消费电子企业，隐私与数据安全、碳足迹、供应链管理几乎都是深红的“重要议题”。

然后，研究团队又制作了一张图表，对不同地区的重要ESG议题进行了区分。比如对于在欧洲做本地化布局的企业，环境保护、隐私和数据安全都是重要议题，而在东南亚、非洲、拉美，隐私和数据安全重要性较低，劳动力管理的重要性凸显。

通过行业、区域两个维度，企业出海诸多ESG议题的实质性看地一清二楚，对买方投资的指向性很强。

华夏对“出海”的研究，不仅停留在纸面资料的搜集研究，还深入到海外的实地调研。去年11月，华夏基金ESG研究团队奔赴万里外的巴西，参加PRI的全球会议，并调研当地中企。从徐工机械的厂房到隆平巴西的分子实验室，从劳动力管理到承包商管理，许欣然感言只有身处海外，才能理解ESG对企业真的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中企出海要想取得成功，除了产品力本身，“一定是内生ESG价值认知和管理能力的深化和提高”。

华夏基金对ESG研究的重视，起步于与国际客户的接触，在实践中逐渐深化对“什么是真正的可持续的资本增长”的理解。

在和海外资金特别是养老金、主权基金等“长钱”打交道的过程中，华夏基金很早就认识到他们对长期主义、对投资真正具有长期增长价值的公司的信仰。彼时，ESG、负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都还是“西方舶来品”，对还热衷于炒小炒新的国内散户、忙于短期市值管理的上市公司高管宣讲这些概念，多少有些曲高和寡、坐而论道的味道。

华夏基金ESG委员会主席潘中宁坦承，那时别说说服上市公司，就连说服自己公司的同事都有困难。

但他坚信不能因为难，就不做长期正确的事。 

潘的职业生涯从国内投行起步，正遇上世纪之交烈火烹油的时期。“2001年我做一个并购策略，当时许多并购并不是以提高效率为主，而是用来实现资本的短期价值。大家都是想着赚一波钱然后逃顶。我当时就觉得这种投资策略有道德上的瑕疵。虽然从哲学角度看，一切都是周期，但是从投资上看，我希望去做长期投资。”他回忆说。

带着对投资的困惑，潘中宁赴美国留学，毕业后在当地的知名券商、金融集团做投资和研究，随着对外资理解的深化，他越来越笃定了做“价值投资”的选择——不是简单买便宜的公司，而是买真正创造价值的公司。这种“价值”，不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而是要为消费者、员工、供应商创造价值；不仅是在创造了利润后拿出来一些做慈善，而是公司的主业本身，即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就应该为社会创造价值。

“从shareholders（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转向为stakeholders（利益相关方）服务，这是过去20年全球投资界最大的范式变化，没有之一！”潘中宁在无数的场合重复这个观点。选择ESG，不是赶时髦，而是因为它是这种“创造社会价值”投资观的自然延伸。

2017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华夏基金加入了 PRI，是彼时境内首家加入该组织的公募基金。作为签约方，需要从公司层面承诺贯彻PRI的六大原则，系统性地将ESG考量整合到投资流程中。

在国内宣讲，依然很难。有上市公司的老总就说“ESG都是忽悠老外的，在中国不管用”。潘中宁的团队选择日拱一卒，优先跟有海外业务、对ESG有兴趣的重点企业深度沟通。为了减轻被投公司对某些ESG问题的潜在顾虑或抗拒，团队会根据每家公司的股权结构、发展轨迹和行业环境，制定专门的沟通策略。例如，对于管理团队目标明确的民企，直截了当地与公司讨论其面临的挑战可以促使管理层果断采取行动。而与国企沟通时，则宜先与管理团队建立信任关系，再循序渐进地指出公司的不足之处。

当个人的投资哲学底盘与ESG的逻辑齿轮深度咬合时，会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动力。

每年年终，潘中宁都会给重点沟通的管理层写一封信，提出他对该公司的治理、资本市场规划的建议。

与公司的沟通，不只是和风细雨的辅导，还有立场鲜明的否决。

例如某新能源电池材料公司，其收购少数股东股权的方案欠佳，易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华夏的研究员在内部提出反对意见后，引起了持仓投资经理的高度关注，并向上市公司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通过与二级市场股东的交流，最终上市公司撤回了该收购方案。

这些不满足于财务投资，而是积极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治理和ESG改善的行动，就是近年来越来越热的“尽责管理（stewardship）”。2025年5月，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管理规则》，明确要求公募基金管理人每年度公开披露上一年度的投票记录，对合计持有流通股达到5%的公司需参与股东会投票等——这一文件被业内称为中国的stewardship细则。

而早在三年前，华夏基金的尽责管理实践就已被PRI收录到其尽责管理报告的优秀案例中去了。迄今，华夏已与70余家公司进行了170余次ESG深度沟通。

九年前，当华夏基金刚加入PRI时，ESG作为一项“重要但不紧迫”的前瞻概念，还面临着海外火热，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局面；

九年后，时序流转，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踩急刹车，欧盟也应市场的压力开启“减负式”调整。

反而是起步晚的中国，在完成监管“顶层设计”后，进入稳步推进，不断细化颗粒度的阶段。

人声鼎沸时，众声喧哗中难免有汲汲于短期功名者；反倒是潮水退却时，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踏实做事的长期信仰派。

国家如此，机构也是这样。

华夏基金的ESG投资实践，根植于对“长期创造价值的企业一定要为客户、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底层信仰，倚靠华夏多资产全能平台对中国市场、行业、企业的深度研究，力求ESG与基本面的深度结合，践行积极股东主义，耕耘尽责管理。

22年前，联合国在一份名为《Who Cares Wins》（在乎者胜）的报告中首次将环境、社会、治理的首字母凑成ESG，这一概念从此滥觞。20多年的全球实践已经证明ESG可以跨越国籍、市场、意识形态。但华夏的经验也证明，要想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和韧性，ESG还需要把根深深扎入每个地区的特定土壤中，充分“接地气”。

Who Adapts W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