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5月20日-21日在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坚定信心，高质量金融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官员、市场人士就当前经济恢复关键、中国特色估值理论体系建设、全球贸易新趋势、房地产市场新模式探索等重大经济金融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指出，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已呈现趋势性向好态势，但仍需充分估计经济恢复所面临的困难和复杂性。他认为，恢复和扩大内需是经济持续恢复的关键。

“从宏观上看，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需求恢复明显滞后于供给恢复，造成部分产业领域供大于求，企业去库存压力增大；微观层面，主要是三年疫情冲击下，居民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在资产负债表修复前，居民消费往往更趋谨慎，企业投资意愿和风险偏好下降，甚至还会缩减需求，尽可能将现金流用于偿还负债。”

王一鸣称，微观主体行为从追求收益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足够时间，对经济持续恢复，既要增强信心，也要保持耐心。需求持续恢复，有赖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这个过程取决于市场主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对此，他建议，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现在货币政策流动性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企业和居民部门新增信贷需求仍然不足”，王一鸣表示，目前总体上看，中央政府的负债水平相对较低，所以可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纾困，给予适当补助，帮助小微企业恢复元气。

就扩大消费的具体措施，王一鸣建议，一是要在供给端加大对优房地产优质头部企业融资支持，同时更要在需求端推进房地产市场的恢复和销售的回暖，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研究出台松绑需求端的限制性措施，并适当降低按揭贷款利率，来促进房地产市场销售回暖。此外，还要研究松绑大城市汽车限购措施，通过扩大城市路网缓解用路压力。增加教育、医疗中高端服务供给，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指出，《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于推动第三支柱养老金融发展意义重大，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做出重要贡献。

2022年末，我国养老年金保险以及其他具有较强养老功能的年金保险和两全保险共积累责任准备金6.3万亿元，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实现保费50余亿元，4家养老保险公司已先后开展商业养老金业务。

周延礼认为，数字技术应用赋能第三支柱养老金融提质增效，数字化养老金融产品创新是方向，数字化养老金融服务是提质，数字化养老金融运营升级是目标。应多措并举助力数智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

第一，要更加重视第三支柱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第二，要提供适应性的金融产品，提高产品收益率，提高养老产品适配性，设置默认资产配置制度规则；第三，发展养老金融应积极应用数字化技术，建立行业统一信息平台，倡导整合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行业的管理平台，积极开展与人社、税务、参与人群的系统对接；第四，推进多方协同合作，共建金融服务养老保障生态圈，引导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理财公司、保险资管公司、公募基金能各类金融机构找准功能定位，做好养老金融宣传教育，推进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指出，中国的金融文化、法律、社会基础，使资本市场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但从全局上看，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仍是共性居多。因此，吴晓求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需要围绕公平、公开、公正三个重点，来着力打造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其中，市场化是中国资本市场进入法治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基础。因为市场化主要是解决资产属性，资产属性有足够的透明度，就能够为法治化、国际化奠定很好的基础。”吴晓求称。

至于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理论体系，吴晓求指出，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以尊重科学为原则，在充分地尊重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现有估值体系增添中国视角、补充中国经验，做出增量贡献。

此外，吴晓求提到，应当注重估值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元素，需要重点关注制度文化背景，包括法律制度结构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制度背景的影响，这些都需要从学术上进行冷静思考与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徐明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已初步具备迈向成熟资本市场的基本条件。主要有四方面理由做支撑：

第一，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基本建立。徐明指出，去年上市公司数量已达到5000家以上，上市公司市值达到85万亿元左右，从流动性来看，交易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常态化是1万亿元，投资者数量超过2亿。这些都是迈向成熟资本市场的基础化条件。

第二，制约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深层次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徐明指出，经过诸如股改等系列改革创新，资本市场由割裂走向统一，变成全流通的市场。“这30多年来经过大量改革创新，一些障碍性的东西基本扫除了。”

第三，走向成熟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机制得以确立，其中最明显的是全面注册制落地，它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真正走向市场化。“注册制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企业上市的定价权交给市场，这样的理念不单是在发行市场，在二级交易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方方面面，都贯彻着市场化。”徐明称。

第四，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律监管制度基本到位，形成了由证券法、公司法、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以及大量治理管理机构的业务规则这三个层面所构成的法律体系。此外，监管体系、诚信体系、司法执法体系以及投资者保护体系都形成了制度保护。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教授刘洪玉认为，当前房地产市场总体进入到了一个复苏的阶段，但行业仍面临很多困难。从趋势来看，未来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房企的“三高”模式，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等可能将被颠覆。过度投机的房企将来可能要被淘汰，而稳健理性、专业聚焦、诚实守信的优质房企将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自2020年4月基础设施REITs试点启动以来，截至2023年5月中旬，共批准基础设施REITs产品27只，总资金规模超过900亿元。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和资本执行合伙人周以升认为，REITs是一个成熟期的、特定企业、特定资产的盘活工具，在试点期采取了甚至比上市公司更严格的审核尺度。但很多棘手的、迫切的问题，REITs并不能直接解决，包括有一定经营、法律、税收、财务风险的资产，靠政府自上而下地把关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靠资本市场自己去价值发现和风险定价。要解决多元主体的、多元资产的多元需求，特别是纾困、改造提升和未成熟期的存量盘活问题，周以升认为，要推出不动产私募、不动产基金，呼吁开拓私募REITs，继续发展类REITs。

周以升指出，当前REITs发展的堵点包括“摆桥墩和建桥梁”。

其一，桥墩子要足够。发展公募REITs前端市场，特别是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REITs。公募REITs试点期，不可能出口太宽，除了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外，还可参考成熟市场的“私募REITs”，让具有一定风险但投资人认可的资产可以进入资本市场，从而让整个金融循环能够更好启动，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其二，桥梁要能够合龙。解决公募REITs与前端不动产私募基金和私募REITs的衔接问题。监管层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在最新消费基础设施REITs推动过程中，已经允许有10%的资金来偿还小股东或者财务投资人。未来随着试点深入，打开这个口子，将大大鼓励不动产私募基金和私募REITs的积极性，中国大市场、大循环的力量将会得到充分发挥。

万达集团副总裁何其聪认为，公募REITs基础设施覆盖到商业不动产领域，这可能促使行业未来资产流动性加快，现在证监会、交易所鼓励私募的一些产品，包括私募REITs、类REITs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也出了新的政策，这样一来，行业整体资产流动性会变强，对企业而言，无论是增强发展能力，还是化解现有风险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建信住房租赁基金总裁卢刚指出，现在REITs市场供应优质资产的渠道已经打开，但未完全畅通，他建议，发行方要建立长期资产战略。“因为REITs是长期稳健的资产管理和投资平台，需要发行方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资产增值、减持的通道，这一点非常关键。”

同时，不断完善REITs的定价机制，关于土地的期限和续期规则需尽快明确。着力解决资产流转的堵点问题，国有资产应该允许按照公允价值出售，不应该因为历史成本比较高，阻碍了国有不动产的转让；允许私募股权基金具备发行REITs的主体资格，主要目的是拓宽REITs市场的参与主体，提高市场活力。

此外，还是要积极探索多层次REITs市场，除了公募REITs，还有私募REITs，私募不动产投资市场，在公募REITs市场里除了保障房REITs，还要尽快推出市场化长租房REITs，避免都走一个通道。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指出，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呈现五个特点：一是效率不再是主要考虑因素，安全性地位上升；二是跨国公司加速多元化布局，增强供应链韧性；三是局部脱钩加速，可能导致全球GDP损失1.5%至5%；四是新兴领域竞争加剧，如电动汽车；五是发展中国家分化加剧。

针对这些全球贸易格局新特点，张向晨认为，全球贸易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贸易自由化趋势不会改变，多边贸易规则发挥了作用并展现了韧性。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势在必行，但需要时间与各国共同努力，也需要在全球局势缓和的条件下实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指出，在区域贸易方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本质是区域自由贸易与价值观贸易之间的竞争。IPEF以四大支柱为核心，推动了价值观为核心的贸易，而RCEP则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竞争既有地缘政治影响，也涉及经贸利益。

张燕生表示，未来国际贸易环境将发生变化，当前已出现从离岸制造、在岸制造、全球制造到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的趋势。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到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在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背景下，中国应进一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中国而言，当下的贸易环境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当前美国对完全破坏多边贸易体制有所顾虑：一是担心道义形象受损；二是经济上难以承受损失；三是美国对中国安全质疑未得到全球广泛认同，多数国家未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针对上述情况，屠新泉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大力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寻求与世界各国的共性，共同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其次，坚持对外开放，努力扩大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经贸合作基础，维护和促进经济互利共赢。最后，高举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旗帜，通过自身实际行动遵守规则，捍卫WTO的作用和地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指出，全球化到了跨境信息和数据流动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WTO改革尚未完成，又出现新问题，安全边际变得更加不清晰，增加了安全焦虑；技术上目前也未找到解决方案。

在安全焦虑之下，国家层面存在一个产业链悖论：在全球产业中最有竞争力，同时又希望产业链完全自主可控且不依赖于进口，二者是无法同时实现的。美国的应对策略是充分利用其技术水平更高的优势与盟友的稳定关系。对此，徐奇渊建议，我国一方面要加强自主攻关；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对于企业而言，要保持业务连续性，向供应商解释多元化战略的原因。

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就美国地区银行业发展形势等话题对话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

朱民认为，硅谷银行本身并不是系统性风险，但硅谷银行引发危机的本质却是系统性风险。因为这基本上是宏观形势、长期变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导致的管理不匹配，任何人都很难调整资产负债表。

瑞·达利欧表示，这个问题目前影响到了许多银行，但问题远不止于此，“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短期利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 瑞·达利欧指出，如此一来，银行等实体以短期利率购买政府债券时，意味着许多实体、甚至中央银行也将面临巨大的损失。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银行问题，还将影响一些有不良资产负债错配的机构，这是一个资产负债表类型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央行要有平衡利率和货币紧缩的政策，这样利率才能高到足以补偿通货膨胀，并向债权人支付不足的回报。否则，他们会出售债券，因为相对于通货膨胀来说，利率太低了，他们会卖掉债券。另一方面，相对于债务人来说，利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债务人很难偿还债务，面临着严重的供需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