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和就业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中，“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提法，引起诸多人口问题专家热烈讨论，虽然这一国家战略的详细内容还不得而知，但从政策表述的务实态度来看，“十四五”期间的人口政策很可能会更加积极。
人口是分析经济问题的起点，也是经济行为的归宿，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和结构，决定着中长期的发展潜力，是经济发展前景最慢和最大的影响因素。学者研究经济问题，企业家寻找商业机会，都会把人口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曾经说，做生意要选择一个大产业和好行业，对于行业和产业的选择，他认为长期看人口、中期看结构、短期看宏观。正是基于对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判断，泰康集团选择了健康产业作为新的赛道，并且逐渐尝到了甜头。
人口结构老龄化，可能为部分行业和企业创造商机，但对经济整体来说却是不能承受之重，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储蓄率快速下降，将会加速要素红利衰竭，而创新能力又是一个需要久久为功的慢变量，如果不能尽快突破生产函数的制约，经济长期发展前景可能受到影响。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调整人口政策早已成为共识，存在争议的是以多快的速度和以什么方式调整。
拉长观察周期，人口政策调整和速度越来越快，力度也越来越大，从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到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只间隔了两年时间。统计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之后，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人口堆积”，总和生育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一些学者积极呼吁全面取消生育限制，甚至建议积极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既然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相信相关的政策内容会更加积极，执行力度也会更强，有的专家认为，实施全面三孩、更大力度的鼓励生育等政策可以预期。
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降低，是很多发达经济体都遭遇过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东亚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尤为明显，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少子化”问题，而费尽思量的应对政策却收效甚微。因此，在放开生育和鼓励生育之外，我们还需要在存量挖潜方面想更多办法，一些限制人口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政策因素当中，蕴藏着巨大的“二次红利”，单是放开城市户籍限制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一项，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
我们面临的问题当中，本身就藏着解决问题的方案，且看政策如何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