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基金圈传来一条悲讯，一位基金行业重磅级人物不幸辞世。

基金君获悉，2月17日，年仅58岁的南方基金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海波因病在南京去世，业界扼腕叹息。

张海波是拥有超过20年证券从业经验的老将，自2016年10月开始任职南方基金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在其主政期间南方基金始终位居行业“顶尖”位置，目前南方基金旗下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3万亿元，服务客户数量突破1.4亿，公募产品累计向客户分红突破1300亿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基金经理。

在2月19日晚间，南方基金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公告显示，经南方基金董事会决定，由公司总经理杨小松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职务。

南方基金发布公告 董事长张海波因病逝世

作为超大型基金公司，南方基金的人事变动引发行业重视。在2月19日晚间南方基金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南方基金董事长张海波离任，目前由总经理杨小松代任董事长一职。

南方基金表示，公司原董事长张海波于2021年2月17日因病逝世。在他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带领全体南方人，坚守“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的使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抢抓机遇创新发展，勇攀高峰屡创佳绩，为公司始终立于行业潮头做出了卓越贡献。南方基金对张海波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深表感谢，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南方基金将继续秉持“客户、诚信、共享、奋进”的核心价值观和“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的使命，依法经营，稳健运作，不断提升创造价值的能力，不断提升服务客户的能力，切实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利益。

张海波是一位证券从业超20年的老将，据公告资料显示，他1963年出生，安徽霍邱人，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江苏省委农工部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农业处副处级秘书、调研员。

在1998年12月，张海波从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调入华泰证券，先后担任过总裁助理、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投资银行业务总监兼投资银行业务管理总部总经理。2016年，他升任华泰证券副总裁，后兼任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在华泰证券18年时间内，他分管过投资银行、固定收益投资、资产管理、直接投资、海外业务、计划财务、人力资源等工作。

南方基金在2016年10月20日发布公告称，南方基金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张海波担任南方基金董事长。由此开启了张海波在南方基金的主政时代。

在张海波任职南方基金董事长期间，南方基金各项业务发展迅猛。在南方基金官网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南方基金母子公司合并资产管理规模1.33万亿元。其中南方基金母公司规模1.2亿元，位居行业前列。南方基金公募基金规模8080亿元，客户数量超过1.41亿，累计向客户分红超过1303亿元，管理公募基金共233只，产品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货币型、指数型、QDII型、FOF型等，发展成了产品种类丰富、业务领域全面、经营业绩优秀、资产管理规模位居前列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稳居行业第一梯队。

三大具备重要影响力事件

在张海波主政南方基金期间，在各项业务规模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三个对行业重大影响的事情。

第一、首推“赚钱才收管理费、多赚不多收”的新模式

在2018年8月6日，南方瑞合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基金（LOF）引起业内关注，这是公募基金首次推出“赚钱才收管理费、多赚不多收”的新模式。

为了这只基金，一向低调的南方基金董事长张海波开始接受媒体专访。当时张海波就表示，唯有创造价值，才能共享价值。南方瑞合托管于中国建设银行，采用三年定期开放的运作模式，承诺若封闭期后收益率为正，才收取1.5%/年的固定管理费。换句话说，就是“赚钱才收管理费，多赚不多收”，将部分风险由投资者转移到公募基金自己身上。

张海波认为，权益类基金规模十年止步不前，展现出公募基金行业存在三种偏离：一是基金盈利与投资者获利偏离，尽管长期看基金净值持续上涨，但不少投资者并没有赚到钱；二是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的收益目标偏离，基金经理以追求相对业绩为主，而持有人以追求绝对收益为主；三是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期限定位偏离。基金公司以提升产品净值为目标，专注于长期投资创造财富价值；投资者以获取个人投资盈利为导向，更加关注于短期投资机会。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赋能权益类基金发展，南方基金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一边实践一边探索创新方式。基金公司应思考开发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情况的产品，针对国际经验做一些改进和尝试，以提高客户体验，带动和促进国内公募基金的良性发展。

第二、南方基金实现股权激励改革。

作为“老十家”基金公司，南方基金是“老十家”公司中第一个实现股权激励的基金公司，也是行业印象深刻的事件。

在2019年7月25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核准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据了解，此次南方基金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增资方式参与持股，涉及中高层等百余名员工，其中新进的四大股东均为员工持股主体，员工通过四家有限合伙企业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53%，合计出资额超3000万元。

当时南方基金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南方基金在股东和相关方的支持下积极探索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一方面，有利于公司扩充资本金以配合战略发展的需要，为公司做大做强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架构，鼓励公司员工积极深入参与公司改革发展，实现公司核心人才团队的稳定，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形成基金份额持有人、股东与员工长期利益一致的有效机制，持续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创造最优价值，为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张海波曾在访问中表示，行业内的现象是：明明立足于平台力量之上，但过于归因于个人能力。解决问题的核心，是要理解平台与个人互相促进的作用，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的平衡。

张海波还曾经指出，国内公募基金公司通常对于ROE与分红有较高要求，这一方面敦促公司时刻耕耘，但有时也会过分着眼短期，影响长远规划。通过员工持股、上市等方式扩充资本实力，可以有效为公募基金公司发展提供长久充足的动力。

第三、投顾业务落地，布局金融科技。

在2019年，南方基金成为国内首批获得基金投顾试点资格的机构之一，并在当年10月正式发布“司南投顾”这一基金投顾品牌。司南投顾作为管理型基金投顾，立足投资者个性化的投资需求，在匹配“风险-目标”的基础上提供投资顾问服务，帮助投资者规避追涨杀跌、应对市场风格轮动，致力于提升投资者盈利体验。

截止2020年底，司南投顾推出已超过一年，持仓客户盈利占比超过90%，并已陆续在各大平台上线，为客户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盈利体验。

张海波一直以来强调资产管理行业应引入金融科技的力量服务投资者。他指出，投资管理能力通过智能投研进一步提高。金融科技主要应用在智能投研和量化策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获取更多维度的数据来源、更快的数据处理分析，在有效性越来越强的市场中抓住投资机会。智能投研主要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算法优化等方面帮助投资管理人提升投资能力。

张海波表示，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升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效率，另一方面增加另类数据的获取，包括卫星数据、物联网数据、社交平台情绪数据等。算力的提升加快了投资决策模型的迭代，帮助投资管理人抓住更多投资机会。

“双循环+跨周期”环境下的公募基金行业发展路径

2020年12月30日，张海波发布了署名文章—— “双循环+跨周期”环境下的公募基金行业发展路径，非常值得一读。

在张海波看来，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发展瓶颈，构建强大实力，培育与全球一流资管公司竞争的能力。

从宏观层面看，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增强实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百姓民生。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财富不断积累，对财富管理需求日趋显著；同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公募基金对养老投资所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此外，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多次出现大幅震荡，公募基金行业理应更好地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对资本市场稳定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培育与全球一流资管公司竞争的能力。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增强实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百姓民生。与美国相比，无论是行业整体规模，还是单家公司实力，无论是在金融市场中承载的体量，还是在服务养老投资中的作用，中国的公募基金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新的时代，公募基金行业承担着新的使命，需要增强实力，以更高阶的能力、更积极的作为，更好地连接居民财富与实体经济，推动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为确保公募基金行业更好地承载新的使命，监管层也在引导鼓励公募基金公司积极创新与集团化发展。证监会在《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时指出，支持优质公司集团化运营；优质公司可基于业务发展需要设立子公司专门开展资产管理及相关业务，实现专业化、差异化发展。同时，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在《支持证券基金行业实施组织管理创新的通知》中也提出，鼓励有条件的行业机构实施市场化并购重组。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双区”建设的相关政策，也积极鼓励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面临“双区驱动”的历史机遇，深圳的公募基金公司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创新发展，为落实央行等部委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等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政策，为进一步建设双区，发挥积极作用。

国内公募基金行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唯有突破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加速发展。基金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内外部竞争环境：随着资管新规及配套文件的逐一落地、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加速推进，国内资产管理行业迎来重要发展契机的同时亦面对巨大的竞争，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险资管、券商资管、期货资管以及外资资管机构在逐渐拉平的统一监管体系下同场竞技，国内基金公司在渠道能力、客户基础、IT建设、资本实力、风控系统、品牌知名度、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需要加强能力建设，加大投入力度。

从资产管理规模来看，截至2020年年中，海外资管巨头贝莱德、先锋、道富资产管理规模分别达7.3万亿、5.7万亿和3.1万亿美元；国内工行、招行、建行理财业务规模均超过2万亿元，远超国内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实力，平均单家公募基金公司注册资本约3亿元，与四大行理财子公司平均逾百亿的资本金、海外巨头贝莱德约340亿美元、道富近250亿美元、景顺约140亿美元的净资产相去甚远。此外，基金公司亦面临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的冲击，以蚂蚁金服、腾讯为代表的巨头逐渐掌握渠道端的议价权，并通过收购基金公司、设立投顾公司等方式进一步加大对资产管理行业的涉足。

公募基金的投研风控能力需要“更上一个台阶”，而与科技深度融合是关键影响因素，资本的投入更是提升科技应用的重要保障。

一是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长需要提升信息化水平。随着资产管理规模越来越大，基金公司的管理难度也在加大，前端投资面临交易执行、风险控制、成本效率、公平性等考验，后端运营面临流程复杂、风险点多等难题。基金公司需要建立统一的管理平台，整合各种职能模块及数据资源。

二是多元化投资需要系统集成支持。面向未来，中国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衍生品在内的金融产品将不断丰富；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全球化的资产配置也将成为趋势；同时，公募基金也很可能逐步开展另类投资，通过配置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等获取超额收益。多元化投资需要对应投研系统的集成化升级。

三是投资管理能力有望通过智能投研进一步提高。金融科技主要应用在智能投研和量化策略，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获取更多维度的数据来源、更快的数据处理分析，在有效性越来越强的市场中抓住投资机会。智能投研主要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算法优化等方面帮助投资管理人提升投资能力。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升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效率，另一方面增加另类数据的获取，包括卫星数据、物联网数据、社交平台情绪数据等。算力的提升加快了投资决策模型的迭代，帮助投资管理人抓住更多投资机会。

海外资管公司在投研风控领域的科技应用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经验。例如，贝莱德阿拉丁系统，基于六大功能和一体化的投资服务流程为其自身业务及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投资决策及风控支持。在功能层面，阿拉丁兼具信用及风险分析、组合管理、交易执行、合规监管、运营监控、业绩分析六大功能；在业务流程上，阿拉丁系统实现了各业务流程在数据平台上的统一作业、通过前中后台一体化的操作系统为本公司及外部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数据决策支持。又如，美国智能投研先行者Kensho公司，被誉为智能投研领域的AlphaGo，其核心产品Warren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将数据、信息、决策进行智能整合，并实现数据之间的智能化关联，寻找事件与资产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提高投资工作效率和投资能力。它的特点就是快速计算能力、良好人机交互和强大的深度学习能力。

上市是公募基金公司 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

在上述署名文章中，张海波还专门写了上市是公募基金公司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其实在2020年在他发表过一篇名为《应当利用资本市场进一步促进公募基金公司做强做大》文章，也提出了实现国内基金公司在股票市场的IPO来做大做强。

在署名文章中，张海波表示，虽然海外上市基金公司整体数量不多，但头部公司中有多家上市，并且市占率很高。截至2020年上半年，世界前十大资管公司中有7家是上市企业或上市企业子公司，分别为贝莱德、瑞银、道富、安联、JP摩根、高盛、纽约梅隆银行；前二十大资管公司中有16家为上市企业或上市企业子公司。又以美国2018年情况为例，前十大基金公司中有6家是上市企业或上市企业子公司，分别为贝莱德、JP摩根、道富、普信、景顺、富兰克林邓普顿，市场占有率为21%。

成立于1988年的贝莱德，三十年间跃居全球资管公司第一宝座，实现了后来居上，不仅仅是因为顺应了美国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更加重要的是，贝莱德前瞻性地耕耘金融科技，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实现外延式发展，走出了一条“科技+并购”的特色道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类似地，中国公募基金公司相对于海外巨头、相对于银行体系，实力仍有待增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可以借鉴“贝莱德式”发展模式。

其他上市海外基金公司的发展经验，也表明上市对并购与全球业务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成立时间较晚的贝莱德相比，施罗德、景顺、富兰克林邓普顿是典型的老牌资产管理机构，这三家公司的成立时间都超过了半个世纪以上，其中施罗德已成立200年左右；同样，这三家机构的上市时间也相对较早，在50年代至80年代上市。对这三家老牌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历程进行整理，特别是关注其在上市前和上市后的不同发展路径，得到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共通之处：

三家机构在上市之后均进行了多次、连续的并购。其中施罗德于1959年上市，从1962年起先后并购了Helbert， Wagg & Co．等公司；景顺于1988年上市，先后并购了Primico Capital、CIGNA Fund等机构；富兰克林邓普顿于1971年上市，从1973年起先后并购了Winfield、L.F． Rothschild、Templeton等金融机构。

三家机构在上市之后均进行了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扩张。施罗德从1960年起先后在中国香港、日本、巴西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设立分支机构；景顺于1988年上市，于1996年在加拿大和中国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富兰克林邓普顿于1986年在中国台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作为其地理扩张活动的一部分，三家机构均在中国法律许可的第一时间，在中国大陆设立了合资公募基金公司：交银施罗德（2005年）、景顺长城（2005年）和国海富兰克林（2004年）。

就国内公募基金行业而言，随着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开放，在立足于国内业务的同时，也更需具备国际视野，通过上市可以为国内公募基金公司走向世界提供更强大的资本支持。

此外，在上述文章中，张海波还专门通过研究境内证券公司的上市与发展轨迹，寻找对公募基金公司重要借鉴之路。在他看来，国内证券公司也经历了探索上市融资发展的历史阶段，给予国内公募基金公司借助上市增强资本实力充分的借鉴经验。公募基金公司也可通过上市构筑内生和外延双向发展路径，拓展产业链条深度，加强金融科技投入，提升综合实力，从而更好地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在张海波看来，公募基金公司上市，在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可让基民与基金公司联系更加紧密。

公募基金公司上市，围绕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可从多个方面使用募集资金，提升核心竞争力。上市可助力公募基金公司提速业务发展、拓宽人才渠道、积累品牌优势。从募集资金用途来看，公募基金可多维度使用募集资金，全方位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围绕内生增长，不断增强投研等核心能力；增资基金子公司，推动业务稳健发展；发力外延扩张，收购优质资管公司拓宽能力圈，拓展海外业务推进全球化布局；支持创新业务发展，如推进衍生品业务落地、财富管理转型；加大信息技术投入，提高智能化水平；补充营运资金，提升运营能力等。

公募基金公司上市可以让基民与基金公司联系更加紧密。一是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上市后基金公司的股权将更加分散。例如，贝莱德上市以后，股权结构逐渐多元化，改变了单一大股东PNC银行集团持股比例过高的情况。1999年上市时，PNC持股比例按投票权计算达到79.1%；2017年底，持股比例降至21.5%。除PNC与持股比例5.4%的先锋集团以外，公司没有其他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股权分散平衡了基金公司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基金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和优化，有利于保持基金公司的运营独立性，有利于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二是有利于公募基金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基金公司上市后，投资者一方面是基民，另外一方面很可能同时通过对其二级市场股票的购入成为股东。基民在获得所购基金季报、年报等披露信息同时，可以查阅其作为上市公司的诸多公开信息，包括定期财报、关联交易情况说明，与公众投资者互动等上市公司特有信息，了解公司经营的详细情况。投资者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意识也多了具体路径。另外，可以借助沪深股票交易所、公众媒体等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督，所获信息的纵深将比以往更为详尽，从而形成全方位的基金公司外部监督机制。

近两年资管行业因病辞世不少先例

就在这几年，基金圈内因病辞世的先例已不在少数。

2020年11月30日，财通基金官微发布讣告，量化投资部负责人徐益鋆突然离世，年仅37岁。

2020年8月19日，中交基金总经理李雪松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51岁。网上有消息称，李雪松被送到医院前，还在办公一线。

2020年4月16日，中海基金发布常务副总经理去世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中海基金接到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宋宇家属通知，宋宇于4月14日不幸去世，也不过55岁。

2020年2月6日，西部利得基金总经理助理、投资总监吴江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家中离世，享年仅38岁。

2018年11月，长信基金一位地产研究员在家中突然离世，年仅37岁。据了解，该研究员离世的前晚回家后告诉太太“自己很累”，第二天早晨太太醒来后，发现他身体已凉，送去急救，已经回天乏力。

2018年4月5日，银华基金投资经理张林昌因患头颈鳞状细胞癌医治无效去世，时年37岁。

2018年3月，中邮基金时任总经理周克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5岁。

2015年10月，交银施罗德基金时任投资总监项廷峰因心脏病突发离世，年仅46岁。

基金君提醒大家，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珍重身体！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