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保监会近日的高层人事调整终于“官宣”。
3月4日下午，银保监会官方正式更新副主席职位的最新人事调整信息。银保监会原首席风险官、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升任银保监会副主席，“接棒”到龄退休的银保监会原副主席黄洪、祝树民。
肖远企是近年来银保监系统中少有的内部提拔的副主席。这一人事调整后，银保监会形成了此前“三定方案”中所明确的主席1名、副主席4名的“一正四副”格局。目前，银保监会主席为郭树清，四位副主席分别为曹宇、周亮、梁涛、肖远企。
值得注意的是，证券时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肖远企升任副主席后，将分管股份制银行、农村银行部、信托部、人身险监管部、保险中介监管部、法规部、风险处置局（安全保卫局）、创新部等数个重要部门。从肖远企分管的部门领域看，涵盖银行、保险、信托多个行业，且分管的金融风险防范、监管法规制度建设等领域亦是他多年从事且精通的熟悉领域。
肖远企在银保监系统内获得广泛的高度评价。多位银保监会人士评价他“博学专业、务实、沉稳”。得益于多年的海外学习、监管工作经验，肖远企对金融行业发展与风险防范、金融监管甚至货币政策都具有颇深的认识且富有国际视野。
近30年金融监管从业经历
现年54岁的肖远企是湖南衡阳人。他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
据《财经》报道，肖远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其于1983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1987年，其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是当年武汉大学唯一一名考入研究生部的人，后于1990年毕业。
1990年，从央行研究生部毕业后，肖远企加入人民银行，历任外事局、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银行监管一司干部、处长，并在人民银行驻美洲代表处和澳门金融管理局工作近五年。
2003年，原银监会成立后，肖远企先后担任原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世界贸易组织处处长，广东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银行监管二部副主任，重庆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银行监管二部主任（负责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监管），银行监管一部主任（负责国有大型银行监管工作），审慎规制局局长。其中，在担任审慎规制局局长期间，牵头制定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等多项监管规定。
2018年，随着原银监会、原保监会合并，肖远企开始担任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期间多次代表银保监会出面与媒体沟通，以开诚布公、专业的态度进行政策解读。2020年3月，办公厅主任一职由银行机构检查局原局长王朝弟接任。
对金融风险、金融监管认识颇深
得益于多年的海外学习、监管工作经验，肖远企对金融行业发展与风险防范、金融监管甚至货币政策都具有颇深的认识且富有国际视野。
肖远企在担任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期间，正是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啃硬骨头”之际，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是重中之重。早在2018年，肖远企就撰文深入揭示金融的本质和风险。彼时他表示，金融业特许经营不是传统金融机构的护身符，但是对新兴金融服务商，也必须采取适当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模式，避免出现传染性危机。金融业的相关公共部门也应随时保持金融风险意识，更加深刻地总结和尊重金融业发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认识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性和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今年1月，肖远企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银保监会对“影子银行”时刻保持警惕。从2017年初以来，银保监会花大力气整治“影子银行”，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2017年以来压降了20万亿元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这个成果必须要继续巩固，去年我们也没有放松，坚决不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
肖远企自毕业后就一直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工作，加之有多年境外派驻的工作经验，他对国内外金融监管体制有着较深的理解。他曾表示，巴塞尔Ⅲ是针对国际活跃银行尤其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的一套较为复杂的规则，有着很高的监管和合规成本。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金融体系成熟度与西方国家还有一定差距，银行之间在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将这样一套复杂的监管体系合理运用到我国的银行体系上，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吸收和贯通，因地制宜，而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要不断推进和完善以资本为核心的监管规制，发挥资本的刚性约束作用，以及流动性、杠杆率等多重监管约束；注重培育和催生银行风险防控内生机制的形成，建立良好的风险文化和自我约束机制，实现其安全性、增长性和盈利性之间的平衡。
这样看待欧美央行“放水”的深远影响
疫情发生以来，欧美主要国家出台的超常规刺激政策，虽然是为了稳定经济，但这些政策潜在的副作用和外溢风险正引起我国金融监管层的关注和担忧。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表达了此类担忧。他表示，欧美发达国家、疫情严重的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都能理解，因为毕竟要把经济稳下来，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这些措施。但是力度上、后果上可能要考虑的更多一些，因为毕竟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现在看这些副作用已经逐步显现。
“金融市场，欧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高位运行，和实体经济严重背道而驰。金融市场应该反映实体经济的状况，如果和实体经济差别太大，就会产生问题，迟早会被迫调整，所以我们很担心金融市场，特别国外金融资产泡沫哪一天会破裂。”郭树清称。
实际上，肖远企在今年1月的《北大金融评论》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发表了类似看法。他表示，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具有深刻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信用挤出”效应。政府外生加杠杆力度显著大于经济内生去杠杆动力，造成只有信用周期而没有商业周期。通过金融手段将宏观经济风险转向金融体系，实质是向未来摊销风险与损失。过度债务化还导致资产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抬升资产价格，抑制过剩产能出清，资金名义价格下降但其他要素价格上升，实体经济总成本不降反升。
二是加剧道德风险。国家承接私人部门债务，造成被承接主体无意愿履行偿债义务，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也因此加大，这也是危机后全球债务高企(DebtOverhang)并形成大量“僵尸企业”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会“鼓励”和助长大企业，特别是金融集团以系统性风险为名绑架央行和财政等公共资源，从国家刚性兑付中获得利益，央行可能成为这些大型机构的“最终买单人”。
三是掩盖财政风险。与赤字和预算等财政约束具有刚性、简单和透明的特点相比，货币手段的约束条件较为模糊，而且通胀、就业等锚定指标都是事后指标，因此债务货币化容易陷入过度扩张财政负担的误区。
肖远企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由于肩负特殊使命，政策启动、扩张、收缩和退出，每次操作使用的工具种类和规模，都会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相应地，金融监管如何做好逆周期调节，以平衡好鼓励银行放贷促进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也将面临全新挑战。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更凸显了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和超越国境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协调的目标是避免政策相互抵消、相互伤害或相互叠加，以维持一个可预期的、低波动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应当加强研究分析货币政策疫情对金融运行产生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全球化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区域经济动态均衡的影响，掌握金融周期运行规律，识别新的金融传导路径，保持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和行为监管等政策的标准与工具及时反应和调整的能力。”肖远企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