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人民币国际化和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推广使用成为中外关注的话题。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国际化部署之间有无联系，未来数字人民币会在一带一路上率先跨境使用吗？

4月21日，周小川在对媒体回应此问题时表示，数字人民币未来在跨境支付上的潜力如何，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要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的使用份额会不会增加。如人民币使用程度增加，数字人民币的使用自然也会增加。现在要做的是逐步提高人民币信誉、可自由使用性，同时也要改进基础设施，包括跨境支付系统等工作。

人民币国际化的背后取决于中国经济。在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态势下，大家会综合考虑人民币的稳定性、可兑换性、实用性，以及人民币头寸的投资，是否能做正常的存款和保值增值。总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种选择是一个渐进过程，是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的。

美国量化宽松印钞票，输入型通货膨胀会必然出现吗？周小川称，疫情发生后，全球不少国家采取财政货币扩张政策。现在国家全球宏观政策的溢出性越来越明显，而在过去，这种溢出比较小。他强调，过去的通胀理论并不一定完全适应这次的情况，多印出来的钞票有可能走传统意义上的通胀渠道，也可能不走通胀渠道。为了应对疫情做出的货币政策调整，会有一定的代价，但代价具体是什么，还要去观察，慢慢搞清楚。总体来说，什么政策都有优缺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度。

疫情令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变弱，债务偿还上增添了变数。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问题？

周小川表示，债务问题在疫情以前就存在，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这个问题加重了。有些国家首要地把公共资金用于做好当地防疫是合理的，如果手头资金首要用于还债的话，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就会受到影响。

另外，疫情后有很多国家出现停工停产的现象，有些国家的贸易受到影响，出口收入减少，公共债务攀升，可能就需要帮助。针对这些现象，G20采取了措施，比如债务暂缓，同时做一定的利率减量。

“但是我观察下来，还是不要轻易地提消债。这样容易造成道德风险，也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国际评级，评级下降后它们新融资会遇到困难。”周小川说。

博鳌亚洲论坛上，与会的各国金融主管官员和机构高管，都有一个共识，即“3060”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助力。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而言，要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平衡自身经营需要和推动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碳中和目标的实施，对金融机构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兼顾多重目标？

周小川表示，金融机构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主要是通过资金配置的偏向，大量地偏向于低排放的新型产业，支持科技创新带来新的减排零排，不那么倾向于碳排放多的企业和行业。

他提醒，金融业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市场的作用、价格引导的作用，以及风险控制。

周小川还表示，他对于科技创新促进“3060”碳目标的实现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未来，科技创新会让能源行业出现很大面貌的变化，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包括人们的居住、交通模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转变可能在2030年到2060年之前发生，有所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