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漏夜赶考场，有人辞官归故里。

近十年来，外资行在内地展业不断进行着进与退的权衡。不久前，新加坡星展银行成为深圳农商银行战略投资者；同期，花旗银行宣布着手退出包括中国等在内13个全球市场的个人银行业务。

自2018年放宽外资限制比例之后，外资银行与中资行子公司的合作逐渐增多，但也有外资行在十年间逐步减持对中资行的持股。

进退之间，体现的是资本逐利的博弈与权衡。那么，外资行面对中国的市场蓝海，他们未来展业的空间又在哪里？

合作模式的转变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打法正在发生变化。

2018年8月，银保监会发文，决定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持续推进外资投资便利化。之后，中外合作由原来与母体合作（如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主体），转变为更多与子公司层面设立新合资公司（如外资控股合资理财子公司、银行等），合资新公司落地步伐明显加快。

今年2月22日，交通银行公告称，旗下交银理财收到监管批复，同意施罗德投资管理集团、交银理财合资在上海市筹建施罗德交银理财有限公司。股权上，前者持股51%，后者持股49%。

2020年8月，贝莱德建信理财也获批在上海筹建，美国贝莱德金融管理公司、建信理财和新加坡淡马锡旗下富登管理有限公司三家持股比例分别是50.1％、40％、9.9％。

2019年12月20日，经银保监会批准，由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两家资管业务合并组建的东方汇理，将与中行旗下中银理财携手在沪设立理财公司，东方汇理出资55%，中银理财出资45%。

早前，北京银行于2019年3月公告称，拟与荷兰国际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ING Bank N.V.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合资银行。其中，ING Bank N.V.持股51%，北京银行持股49%。

“参股、合资新设两种合作方式主要差别在于，外资参股一般不会改变中资行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外资不一定掌握管理控制权。”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向记者解释道，新设合资机构则可以重构合作关系，外资对新设立公司管理控制权明显提升。同时，新设机构经营也不会受到母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影响，减少中外资在管理、经营、理念上分歧，在经营、产品、服务创新方面享有更大自由度。

有市场分析人士向记者指出，开放和引入外资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升国内金融服务业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一方面，在合作中外资行能发挥优势；另一方面，在竞争相对没那么激烈的领域，只有引入“活水”才能突围、赢得发展先机。

对比来看，中资行与外资行发展的自我驱动力也不一样，两者定位也不同。周茂华也谈到，这主要是基于各自优势资源，中资银行个人业务、对公业务等传统业务对利润贡献主力，相对于开拓新业务的压力和迫切性就没那么强。

为什么是子公司？

“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参数出来后，母行空间有限，但是子公司层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有银行业内人士向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坦言。

而随着2018年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完全放开，外资行也纷纷瞄准成本收入比更划算的银行系子公司。加之近年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政策东风下，对外资在资本层面注资入股也产生了鼓励。

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向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在当前全球利率走低的态势下，相对来说，中国银行业的收益率表现较好，“无论是ROA和ROE还是在国际上都是有竞争力的，所以外资在资本端也正积极的参与”。

以银行系理财子公司为例。从ROE水平来看，目前仅有信银理财披露过其第一个完整财年的ROE水平，截至去年末，信银理财净资产收益率(ROE)为 22.46%。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从业内获悉，实际上，某两大股份行旗下的理财子公司ROE水平在去年也均超了20%的水平，甚至有一家达到30%，而大行普遍ROE在10%附近徘徊。

亦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在严监管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下，国内商业银行母行ROE的发展趋势是长期向下的。但是子公司和孙公司层面受到的约束较小，特别是持有非银机构牌照的子公司，因而投资子公司比当年投资银行母体更加赚钱。

华东区某大行资深从业人员告诉记者，体量庞大的银行在作为商业公司在盈利的同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支持响应国家政策，不是单纯以逐利为目的，“其实这也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在树立自身的形象，从长远来看，这也是立行之本”。

子公司层面业务比较单一，枷锁相对较少。“比如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行来说，要承担国家政策的导向和社会责任。”上述大行人士进一步举例称，实际上，许多机场以及大型的基本设施建设项目的利润并不高，“但是要响应国家号召要把项目承接下来”。

“从外资行的角度来说，资本是逐利的，都是为了赚钱，他们不可能跟着国有大行支持中国的政策，那这块的利润就很薄了。”该人士向记者坦言，过长的投资时间成本外资方也耗不起，而选择与这些相对独立性较强的子公司合作赚快钱则是明智之举。

赵建也向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提及，“中国的银行的ROE水平这几年下滑的很厉害，原来平均下来基本都能在20%左右，但现在基本上就是10%。”而外资行层面整体ROE水平较中国低一些，且风险也不大，所以也就改变了策略，即直接通过控制资本端转作财务投资者。

未来发挥空间在哪？

有待观望的是，国内存款、贷款、个人理财等业务竞争已经比较充分，而外资银行在品牌、网点等方面建设相对薄弱。在多数外资行业务竞争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外资行未来发挥空间在哪？

目前，国内金融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于实体经济需求，除了企业、投资以及居民巨大的财富管理需求层面，国内投资者还有全球配置资产需求，而海外投资者投资国内人民币资产需求。

在大中华区展业的外资行，其实也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中国的监管对其约束较严，很多自身传统强势业务没办法铺开；二是外资行的风控模式非常严格，而在中国内地展业的分支机构权限相对弱势，“像在中国现在银行主要做的政府和房地产业务，实际上外资银行总行层面是不能做的，而且国内的政府和国企恐怕也不愿意跟他合作。”有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

因而，进驻中国展业的外资银行重点聚焦在个人业务，也符合他们国际上能够统一流行的作风。在此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便是符合总行风控要求的个人和一些外资企业的业务，“从盈利的角度来说，还是遇到的困境越来越多，导致从他们这个成本收入比以及毛利率层面，可能处于在一个全球的收缩。”赵建也提到。

近两年来，许多外资行也正加码财富管理业务。对于在欧美市场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财富管理，外资行相对来说经验较为丰富。国内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居民财富积累快，从近年来趋势看，高净值人群规模在快速扩大，相应个性化、高质量的财富管理服务需求也在快速增长。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银行发展会跟随经济发展，从重资产、重资本消耗的阶段，向轻资产、轻资本消耗的发展阶段进行转型。未来一个时期，大资管、大零售、大投行业务将面临着更好的发展机遇。其中，财富管理作为轻资产业务的典型代表，具有更大的或者十分巨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向记者表示，从金融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看，金融业将伴随着经济转型而在经营上产生深刻的变化。比如，当资本和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管理业务和市场便应运而生，“资产管理市场的发展和活跃程度与金融业态的转型密不可分。”其指出。 

汇丰近期也宣布，着手提速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服务。而作为世界性难题之一的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欧美市场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索和发展相对成熟，会在这方面有积累一定经验。

“外资行在跨境业务、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资本运作和风控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周茂华对分析道，未来外资行较好平衡其优势和市场竞争的领域可能会聚焦：跨境金融业务（境内外投融资业务，深度参与人民币跨境结算、投融资业务和一带一路业务等），国内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除了投融资，还有企业风险管理、信息服务，帮助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等）；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以及和中资行深度合作竞逐个人业务市场等。

不过，外资行的人才队伍建设不容忽视。外资行也面临人才流失、留不住的问题，想要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取胜，还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招揽能适应本土业务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