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23日，以“新格局 新发展 新金融”为主题的2021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京召开。来自监管部门的官员、金融机构高管和大学的专家学者等众“大咖”齐聚，探讨中国经济金融的新发展方向。

在5月22日的开幕当天，来自央行、银保监会的多位官员就当前国内外金融发展新趋势，以及我国金融监管改革方向发表看法。证券时报记者重点梳理周小川、李波、肖远企、张晓慧等观点以飨读者，其中一些新提法或将代表着未来中国金融业发展和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

周小川：数字人民币没想取代美元地位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当天就舆论对数字人民币的诸多误解予以澄清。

周小川表示，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主要是立足于国内支付系统的现代化，跟上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步伐，提高效能，降低成本，特别是为零售支付系统服务，本来设计的目的和努力的方向就没有想取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国际上支付货币的地位。

同时，就数字人民币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周小川认为，人民币支付系统的现代化、数字化对于提高人民币的地位，提高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但也不是太大的帮助。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是取决于体制、政策上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是取决于技术上的因素。

周小川更是认为关于“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是为了取代第三方支付”的看法是一种“妄议”。他提出，央行明确地说数字人民币计划是一种双层系统，而且整个研发队伍是由人民银行组织，由主要商业银行，还有电信营运商和几大第三方支付机构共同参与研发，都是在他们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瞄向升级换代的新台阶。

“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当然在一条船上的人有时候也会有不同意见，有时候也可能在有些问题上会有争议，但毕竟是一条船上。并不是有些人说的好像是一种内斗，谁会取代谁的说法。”周小川称。

此外，对于数字人民币匿名可控的原则，周小川认为，从可控匿名本身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数学上能够精确定位的点，但是它表达的意思就是保护隐私和反洗钱、反毒品交易，并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大家可以再深入研究这个平衡点究竟在哪，但也不要拿这个事有意或者刻意地贬低或者攻击数字人民币的进程。

除数字人民币外，周小川还就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发表最新看法。他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家，货币的地位应该提高，而且也确实有提高的潜力。但不要太高估技术方面的因素，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因素更多是体制和政策上的因素，还包括改革开放的选择。

周小川还强调，不要把人民币国际化过多看成一种凭空创造的资产，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发行货币是负债而非资产，它是可兑现的，是有购买力的，是稳定的。要使用货币达到某项功能的时候，央行要给货币使用者提供方便和保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个货币的国际化要更多的要考虑所要做出的承诺，承担的义务。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批发金融、贸易汇款等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在政策体制方面不断的向前迈进，相信未来在这些方面能够取得进展，才是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大步伐。”周小川称。

李波：“双支柱”调控框架仍面临挑战

央行副行长李波在会上就“双支柱”调控框架现存的挑战和政策建议等发表看法。他认为，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我们“双支柱”调控框架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宏观审慎政策的这个框架还不够健全和成熟。相比已经非常成熟的货币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的诞生时间还比较短，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李波解释，宏观审慎政策有三个特点：一是宏观审慎政策是针对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也就是针对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脆弱性；二是宏观审慎政策是针对金融风险的顺周期性和传染性，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跨市场的或者说防传染的角度，来出台政策措施；三是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关注是金融和经济体系中的加杠杆行为，尤其是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加杠杆行为。从国际上来看，有两个领域的宏观审慎政策相对成熟，也比较有共识。一个是《巴塞尔协议III》框架下的资本和流动性的一些新要求，二是房地产市场的贷款价值比，还有就是贷款收入比等。在其他领域比如金融基础设施，还有跨境资本流动这些领域的宏观审慎管理或者说宏观审慎政策，现在还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相对共识也还没有形成太多，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从国内来看，李波进一步表示，有些领域的宏观审慎政策还缺乏明确和可量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通常很清晰，不管是最终目标还是中间目标，而宏观审慎政策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容易出现政策的缺位和泛化，职责边界和权责分配也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体系也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双支柱”的协调配合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二个挑战是从“双支柱”的调控框架来看，金融监管架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实施好宏观审慎政策还有货币政策，既需要宏观的、逆周期的和跨市场的视角，也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监管工具上去，也就是宏观政策落实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微观的监管工具。”李波称，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还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功能监管和目标监管的理念。

李波解释称，所谓“功能监管”，就是同样的业务应该有同样的监管。“目标监管”，在国际上也叫“以目标为基础的监管”，也就是监管目标是什么，审慎的目标还是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保护，这个监管目标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审慎的目标的话，就是审慎监管者；如果目标是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保护，那就是行为监管者。对我国来说，功能监管和目标监管这两方面的监管部署还有提升的空间。

基于上述存在的挑战，李波提出三方面建议，具体如下：

一是要强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协调配合。继续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性调控为主，向价格性调控为主转变，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同时，在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结构性靶向调控的作用。针对房地产金融、跨境资本流动、债券市场等特定领域的潜在风险，及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系统性风险。要深入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交互机制，厘清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方向，机理和适用条件，探索“双支柱”调控框架下的政策协调。

二是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还处于它的“儿童期”或者说“少年期”，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因此，要研究更加明确可量化的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包括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要明晰顶层架构和权责划分；要明晰宏观审慎政策的治理架构。

同时，推动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机制，提高宏观审慎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有效性，建立全覆盖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重点加强对加杠杆行为、债务及金融周期的监测，有针对性的创设政策工具，做好重点领域的宏观审慎管理，逐步将主要的、重要的、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三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建议在未来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中，进一步统筹好宏观政策和监管政策，同时要强化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落实功能监管和目标监管的要求。可以考虑将监管部门的审慎监管职能和行为监管职能进一步明晰和分设。

“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有着不同的政策目标，审慎监管以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为核心，重在风险防范，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类似医生一样，主要是预防和治疗疾病，这是审慎监管；行为监管以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保护为核心，重在保护投资者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类似警察，对违法违规行为要给予严厉的处罚。按照国际上最新的以目标为基础的监管来讲，怎样把这两个监管的目标和理念进一步清晰化，并且适当分设，让各自能够更加专注，这是我们下一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一项任务。”李波称。

肖远企：长期低利率环境会造成金融风险隐性化和长期化

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在会上就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全球低利率趋势、气候变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金融业务边界等当今经济金融业最新趋势发表看法。

肖远企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是市场竞争和历史演进的结果，但并不是说有形的手只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事实上金融结构发展的历史早已经刻上了主动塑造和推动的印迹，通过改革金融结构，促进社会供求总量平衡和资源优化，与调节经济增长，已在一些国家取得成效，但是前提必须是真正地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否则就会事与愿违。

就当前全球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肖远企称，必须承认经济金融化程度提高，货币政策工具创新，非银行金融中介体系和金融市场规模的壮大，新一代技术特别是数字货币出现，都使原来沿着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运行的传统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发生变化。

“如果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那么也许目前正是货币经济学的圣杯，这个很值得研究。”肖远企称。

就低利率问题，肖远企表示，数据表明，目前实施超低利率负利率的经济体，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率一直在下降，一些国家的整体净利差已经趋近于零。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说明其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早已经做出了某种调整或者是变化。

“不过，低利率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忽视，长期低利率环境会造成金融风险隐性化和长期化。”肖远企称，从央行的角度看，负利率弱化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央行资产负债表风险爆雷增加，越来越需要将各类资产市场动态纳入视野。从财政的角度看，超低利率或将引发政府债务过度扩张，加剧财政悬崖，与主权债务风险。从企业角度看，债务高企值得警觉，目前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50%，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企业贡献的。从金融市场来看，容易助长资产泡沫和投机炒作，金融机构的经营与盈利模式将做怎样的改变，宏观管理政策将做怎样的调整，这些都需要理论的支持和引领。

对于气候变化对金融风险管理的影响，肖远企表示这是全新领域，目前的研究和实践都没有形成系统。不过，保险特殊的运作机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保险应对气候风险的覆盖率还非常低，过去十年全球气候灾难引起的损失中只有30%被保险覆盖，剩余的保险缺口大概有1.7万亿美元，实际缺口应该更大。与其它金融机构不同，保险的作用是直接对冲风险，是一种对风险重新分配的中介，可以实现风险分散，而且保险资金的长期性结构能够更好地匹配绿色发展所需要的长期融资需求。”肖远企称。

肖远企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在金融领域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看到它对金融行带来的机遇。应对气候变化将会为金融行业创造难以想象的比较空间，或将把金融生产可能性曲线大幅外移，扩大金融长期增长的最大可能性边界。

此外，针对金融业的边界模糊问题，肖远企表示，从全球范围看，过去三十多年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已经成倍增加，对于究竟什么是金融业务，现在好像变得比较模糊。但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这个又必须要理清，不允许有模糊。金融业的范畴与非金融业务的边界究竟在哪，又比如从事什么样的金融业务属于特殊权利，必须持牌经营；还比如说商业银行作为一项准公共基础设施，哪些业务属于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不能让渡给其它金融中介，目前这些方面在国际上没有一个一致的共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概念，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阐释得更清楚一些。

张晓慧：警惕结构性通胀上升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热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表示，我国在金融抗疫中并没有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也没有采用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这类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以改革的手段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但我们仍需警惕，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的短期冲击。需要密切关注全球资产价格通胀的变化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金融过度杠杆和金融不稳定，做好不同通胀情境下的应对准备，警惕结构性通胀上升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热。

张晓慧表示，目前，国内疫情抗击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持续优化，国内经济运行已基本恢复正常，但是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各部门迈入正常化的步伐也不尽一致，特别是作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领域，消费仍处于修复阶段，不仅居民消费的恢复速度较为缓慢，居民消费水平也仍低于疫情前水平。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三个月的居民存款仍在快速增长，表明居民消费意愿不强，这无疑是在提醒我们新冠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冲击远比纸面数字来得更复杂，其对于不同部门、不同领域造成的非均衡冲击也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加速上涨趋势，市场对于过度财政刺激下美国通胀可能存在脱锚风险的担忧进一步加剧，有关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可能提速的忧虑亦有显现。

张晓慧对此认为，在金融领域，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过去一年中部分发达国家向经济注入了天量的流动性，如何把握经济复苏的节奏，管控好市场主体预期，协调好各国政策步调，温和适时地退出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始终是各经济体货币当局绕不过去的一个难题。我国在金融抗疫中并没有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也没有采用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这类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以改革的手段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但我们仍需警惕，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的短期冲击。

“在国内经济整体向好但边际动能有所弱化，复苏还不稳固、不平衡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全球资产价格通胀的变化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金融过度杠杆和金融不稳定，做好不同通胀情境下的应对准备，尤其是要妥善管理预期，警惕结构性通胀上升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热。”张晓慧称。

张晓慧强调，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外需依赖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加之国内经济发展潜力尚未完全释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较为显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利用好稳增长压力减少的空窗期，加大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力度，尽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