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财富证券迎新研究所所长！

6月2日，海通证券周旭辉官宣加盟东方财富证券，担任新任研究所所长，并表态力将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打造成为“精品创新型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财富证券的卖方研究业务基础基本为零，2020年，投资咨询业务仅实现净收入423万元，基本来源于投顾业务。截至6月2日收盘，东方财富最新市值为3167亿元。

“周旭辉的加盟是一个开始，东方财富证券的模式比较独特，卖方研究业务背后缺少机构业务等配合，能够做到多大还要走一步看一步。”有券商研究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原海通研究大将加盟

东方财富证券迎新任研究所所长，周旭辉辞别海通证券并发朋友圈称，即日起正式加盟东方财富证券，主持研究所工作，仍会在产业研究一线。

“我们聚焦以西能源汽车为核心的科技产业研究，以互联网带动的消费产业研究，A股、港股、美股全球深度价值挖掘，打造精品创新型研究所，助力券商流量龙头的资产管理升级。”周旭辉在朋友圈写道。

同时，周旭辉还在朋友圈表示，诚邀各路豪杰加盟。

根据公开资料，周旭辉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职于长江证券、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2014年加盟海通证券。

周旭辉主要关注电新领域，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获得新财富电力设备与新能源领域的最佳分析师头名。2016年，周旭辉获得了新财富电力设备与新能源领域第4名。

不过，周旭辉近年的研究领域有较大变化。在离职之前，从近期署名的研报来看，周旭辉的研究覆盖了汽车、半导体等多个行业，覆盖的企业主要集中于港股和美股，最新的一篇研报是关注港股小家电公司JS环球生活。

中证协官网的信息显示，2017年1月16日，周旭辉曾进行了离职注销，离开了海通证券，不过，在2018年9月18日，周旭辉重新在海通证券进行了登记。

也就是2018年回归海通证券之后，其研究领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离开了电新的老本行，主要关注海外。在此之前，周旭辉的文章多以海通电新团队的名义在公众号上发布。2018年8月6日，该公众号名称从“新能源观察”改名为“海通海外研究”，周旭辉很多文章以海通海外的名义在该公众号发布。

2019年8月，“海通海外研究”公众号发布了周旭辉、张向伟等署名的一篇比亚迪电子的研究报告。2019年11月6日，该公众号停更。

2020年，周旭辉在港股及海外市场研究领域，获得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第4名。

2021年5月28日，周旭辉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的任职信息变更为“东方财富证券”。

东财发力卖方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财富证券的卖方研究业务基础基本为零，其投资咨询业务由上海东方财富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名“上海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具体开展。

2020年，投资咨询业务仅实现净收入423万元，基本来源于投顾业务。周旭辉的加盟，被外界看作是东方财富证券发力卖方研究业务的开始。

但是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东方财富从零开始并不容易。

“卖方研究一般都是作为成本部门存在，其研究业务一边是机构业务的连接器，一边也是财富管理等业务的推动器，单纯靠研究带来分仓收入其实有限，必须通过业务协同才能充分发挥效力。”一位券商卖方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该人士坦言：“周旭辉的加盟是一个开始，东方财富证券的模式比较独特，卖方研究业务背后缺少机构等业务的配合，能够做到多大还要走一步看一步。”

事实上，东方财富证券在机构业务等方面确实存在较大缺陷。2020年，东方财富证券实现收入45.98亿元，其中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30.32亿元，占比高达66%。公司财务总监黄建海在不久前的业绩说明会中也表示，目前公司机构端业务规模比较小。

周旭辉也表示，加盟后要助力东方财富证券资管业务升级，打造精品创新型研究所。从他的表态上来看，其业务开展不会高举高打，业务结合点也会以资管业务为主。

不过，近年来，确实有不少券商通过高举高打的方式在卖方研究上取得成功。

2019年6月，华西证券邀请魏涛加盟，任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魏涛加盟之后，华西证券几乎从零开始快速扩张。2019年的年报中，卖方研究业务已经成为华西证券重点宣传的业务亮点。

华西证券在年报中透露，华西证券研究所在短时间内已初步建立了口碑和品牌，实现了快速崛起。2020年的中报显示，华西证券报告期内获得7200万元，同比增长1361.44%，成为当期佣金分仓增速最高的券商之一。

此外，开源证券通过孙金钜的加盟也在研究领域快速崛起，浙商证券则已经拉拢了邱冠华、李超等重量级研究人员加盟，卖方研究业务也初具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小券商大手笔挖人之后，研究业务不温不火，一些团队火速离职的情况也不少见。

德邦证券研究所所长任志强此前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卖方研究到底能不能做成要看四点：第一点是人才；第二点是投入；第三点是体制和机制；第四点是生态企业能否给与产业赋能和支撑。如果没做成，或是团队问题，或是未有可持续性投入。当然，也可能归结于公司机制体制过于僵化，及缺少产业方面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