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ESG理念兴起，“性别及性别平衡政策”成为ESG各评价维度上重要的考虑因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高门槛、高压力的金融业，女性的参与比例达到55.8%，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金融服务业和上市公司的核心职位，影响着资源的配置。诸多国际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是最具商业价值却未被充分挖掘的经济增长引擎之一，未来或将推升全球市场估值。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金融圈女性职群发展的财经媒体，新财富已经连续四年发布《金融圈女性生存报告》，从自我成长以及多元角色的平衡角度，记录金融圈女性的发展与困扰，推动“她力量”成长与性别平等。

ESG投资中，性别议题日益凸显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开启，ESG投资2021迎来“爆发年”。Wind数据显示，当前国内ESG投资基金数量已达234只，总体规模达2713.69亿元，较2020年末翻番。其中规模最大的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002190），管理规模达287.52亿元。

鼓励多元化、提倡多样性，是ESG投资的核心理念之一。员工与董事会成员在年龄、性别、种族、专业与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多元化都被倡导，性别及性别平衡政策亦成为ESG评级中的重要考量指标。投资者也日益将性别多样性和公平性纳入考量之中。各方重视程度的加深，使得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致力于推动性别多元化，这已经成为全球公司治理准则的重要议题。

放眼全球，中国是女性参与劳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中的数据表明，2019年，全国就业人口共7.75亿，其中女性数量为3.35亿，占比为43.2%。近年来，女性就业更向知识密集型的第三产业集中，金融也不例外。

金融从业者过半是女性，占比排名第四

金融圈作为“内卷之王”，一直是顶尖名校毕业生扎堆之地，“名校硕士+相关证书+对口实习经验”成为入行标配。而随着受教育程度提升，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迈进这一高门槛行业，追求自身的职业理想。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的数据，在女性就业人员占比TOP10行业中，除了教育、卫生、住宿等传统的女性就业比较密集的行业外，金融业排名高达第四，女性从业者占比达到55.8%（图1）。

图1：2019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占比TOP10行业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新财富整理

与之对应的数据是，2010年我国高校女性研究生数量首次超过男性。此后，女性研究生数量占比不断攀升，至2020年达到近160万，占比为52.53%（图2）。

图2：我国研究生女生数量及占比

数据来源：wind，新财富整理

资本市场上的“她”画像

进一步聚焦中国资本市场，女性的参与度如何呢？

新财富按性别对公募基金经理、上市公司董监高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职位女性占比均不断提升，但数量及薪酬待遇仍低于男性。

截至2022年2月，Wind统计的2928位基金经理中，女性共有777位，占比26.53%，较新财富2021年统计的630位增加了23.33%，增幅明显。

女性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为43.6岁，略低于男性的45岁（表1）。其中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744位，占比达到95.75%，比例与男性相当，但在博士学历占比上与男性略有差距（图3）。

图3：基金经理学历分布

数据来源：wind，新财富整理

统计中新增的147位女性基金经理，依然延续高学历传统，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超95%；拥有博士学历的占比为3.8%。由此可见，女性立足高门槛、竞争激烈的公募基金行业，底气仍是不输男性的能力。

女性基金经理的平均任职年限约为3.77年，与男性大致相当；其平均任职基金数约为7只，也与男性相等。女性基金经理平均在管资金规模约为171亿元，高于男性的115亿元。由此来看，女性基金经理甚至保持高于男性的工作强度（图4）。

图4：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基金数及几何平均年化收益率

数据来源：wind，新财富整理

在投资回报上，女性基金经理几何平均年化收益率为8.18%，男性为11.02%，二者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其中，几何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的女性基金经理是华安基金的刘畅畅，达71.04%，其在管基金总规模达178.52亿元。

在反映民营企业家创富情况的“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上，上榜女性富人共计33人，占比为6.6%，较2020增加6位。其平均年龄为52.7岁，较男性富人低3.6岁（图5）。她们的总财富达到12045.5亿元，平均身家为365亿元。财富排名前三的女性富人有2位来自房地产业，分别为碧桂园的杨惠妍、龙湖集团的吴亚军家族，此外还有电子行业的王来春家族，她们的财富均超过了1000亿元。

图5：女性富人平均年龄及占比

数据来源：新财富

同时，女性创富领域更为多元化，从早期多出自纺织、服装、化工行业，到2015年以蓝思科技周群飞、立讯精密王来春为代表的电子产业链女性富人迅速崛起，再到如今医药生物行业女性富人的大爆发，显示女性在各行业创业崛起。

截至2022年2月，A股4730家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长共263人，占比5.56%，与女性富人的比例大致相当，占比仍偏低。

但是，跨越时间维度，这一数据已较去年的233人上涨12.88%，较2017年的151人增长74.17%，显示过去5年间，在A股IPO扩容之下，越来越多女性成为上市公司掌门人（表2）。

女性董事长也是高知聚集的群体，约86%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达58%，这一比例高于男性董事长群体的52%。

他们之中，既有90后的身影，也有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女性，其中最年长的是出生于1942年，掌管派林生物（000403.SZ）的付绍兰女士，她拥有硕士学历，属于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拥有超过50年的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经验；90后女性董事长共有7位，其中3位于1992年出生，分别是金浦钛业（000545.SZ）的郭彦君，深南股份（002417.SZ）的周海燕以及*ST德奥（002260.SZ）的曹施施，而她们三位都属于家族传承。

有意思的是，在80后和90后的年龄段上，女性董事长的比例均高于男性（图6）。总体而言，女性董事长平均年龄为52.66岁，略低于男性的55岁，目前仍以60后以及70后为主。

图6：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各年龄段占比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新财富整理

薪酬方面，迪马股份（600565）董事长罗韶颖以1041.06万元年薪超越董明珠，成为A股薪酬最高的女性董事长。不过整体来看，女性董事长的平均薪酬依然低于男性（图7）。

图7：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2020年平均薪酬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新财富整理

在A股上市公司中，女性总经理人数达381位，占比约8%，较去年提升约1个百分点。她们中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超50%，其平均年龄约50岁，2020年平均薪酬为115万元，均略低于男性（图8）。

图8：A股上市公司总经理2020年平均薪酬及平均年龄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新财富整理

在证监会所属的55个大类行业中，均有女性总经理的身影。其中，50%以上的女性总经理属于制造业，金融业中，女性总经理占比不足3%，计算机、生物医药、纺织等行业的女性总经理在数量上也占据优势。

A股上市公司女性监事会主席占比约为27%，较上一年提升约1.1个百分点。她们平均年龄约46岁，明显低于男性的51岁。女性监事会主席整体年龄跨度较大，最年轻的出生于1996年，而最年长的则出生于1941年，现已81岁（图9）。

图9：A股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席平均年龄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新财富整理

A股有1561家上市公司聘用女性财务总监，占比高达33%，较去年约提升了9个百分点。她们中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达30%。2020年女性财务总监的平均薪酬为67.21万元，同比增长7.37%；其男性同行平均薪酬达77.52万元，同比涨幅达11.55%，相较之下，差距仍然显著（图10）。

相对于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更为年轻，女性平均年龄为47岁，与男性大致相当。在1000多位女性财务总监中，最年轻的是1993年出生的沈妹，任职于微光股份（002801），她拥有硕士学历和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中级会计师等资质，属于典型的精英女性（图10）。

图10：A股上市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平均薪酬及年龄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新财富整理

在上市公司高管中，董秘中的女性较多，共有1461位，占比达30.87%，较2021年的28.8%持续提升了2个百分点。她们平均年龄为43岁，略低于男性的45.7岁。相较于其他高管，董秘整体较为年轻，其中80后占比超50%。董秘群体同样属于高学历代表，她们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约46.7%，与男性董秘相当（图11）。

图11：A股上市公司董秘平均年龄及薪酬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新财富整理

女性董秘平均薪酬与女性总经理相当，达67万元，这一水平略低于男性。在所属证监会行业上，女性董秘在电气及机械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医药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具备优势。

董事会中的“她力量”不断增长

除上述各职位的女性占比稳步提升外，近年女性董事愈发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的“她力量”也正在稳步增长。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推出的《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专题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席位共计34617席，其中女性董事占了5736席，占比为16.57%，与2020年相比，提升了3.93个百分点，而过去9年累计增幅为6.58个百分点，显示出上市公司董事会多样性显著改善。

具体来看，10年内，有女性董事的公司由1079家增长至3150家，增幅达192%；董事长为女性的公司由76家增长至241家，增幅达217%；董事会女性董事人数由平均0.63人/家增长至1.39人/家，比例由6.06%增长至16.57%（表3）。

近期富达国际发布的《中国的小半边天：中国企业性别多元发展报告》同样显示，基于对富时中国A5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专项分析，中国企业性别多元化水平多年来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

纵向对比，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性别多样性已显著改善，但与全球领先水平相比，女性高管占比仍然偏低。MSCI发布的《年度董事会女性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公司的女性董事占比为13.8%，而这一比例在MSCI全球指数成分公司中为22.6%，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成分公司中为14.5%。

根据猎头和领导力咨询公司Spencer Stuart的最新报告，2021年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董事会中，女性占比有史以来首次达到了30%。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的《公司董事会实践报告（2021版）》显示，标普中型股400指数公司中的女性董事席位占比由2016年的15.8%上升至2021年的26.7%。

在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方面，欧洲则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普华永道数据显示，早在2016年，部分欧洲发达国家女性在企业董事会中的占比已超20%（图12）。欧盟女性董事会成员协会（EWOB）对欧盟上市的668家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底，这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女性占比35%，法国和挪威上市公司的女性占比更是超过了40%。

图12：2016年女性在各国企业董事会中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PWC@Spectator Index，新财富整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女性董事的增加会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标普全球市场财智（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研究表明，当女性担任CEO时，公司表现优异；董事会中性别多样化程度高的公司，盈利水平更高，规模更大。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同样表明，女性董事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越低，审计费用率更高，同时，公司的研发投入及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更低。这意味着女性董事更为审慎。

这些研究进一步促使各方将性别多样性和公平性纳入对企业的评估之中。目前，英国法律要求，雇员人数超过250人的公司报告性别薪酬差异。2020年，高盛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参也曾表示：“从7月1日开始，我们将不会在美国和欧洲地区帮助公司上市，除非其至少有一名多元化的董事会候选人，重点是要有女性董事席位。在迈向2021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将这一要求扩大两名。”而该年高盛在其11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女性成员占据4个席位。

在2021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指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至少达到40%，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至少达到40%。此外，纲要还表明要提高女性在董事会及管理层中的比例，将总体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维持在45%以上。

可以预见，随着ESG理念日渐流行，中国将在提升公司性别多样性水平方面进一步发力，这将促使更多女性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一线城市女性追求独立置业

不仅资本市场的女性力量在不断增长，一线城市作为资本最活跃的地方，成为女性及精英 “浓度”最高的地区。随着经济实力的累积，一线城市女性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巨变。

2021年末，深圳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深圳市统计局等联合发布的《2020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深圳单一房产户主共137.14万人，其中女性户主70.23万人，人数反超男性。

不仅深圳，北上广的女性购房者比例也不断上升。事实上，近年来一线城市结婚率连年下降，离结率则居高不下，婚姻不再是必选项。在这样的婚恋现实下，更多一线城市女性选择自己买房、买车，为自己的生活构筑“安全网”。这意味着生活在一线城市中的女性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变得更加独立。

从宏观数据来看，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女性选择在大城市安身立命，截至2019年，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中，女性户籍人口数量全部反超男性。

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07.91（其中女性为100，下同），31个省份乡村人口性别比均大于100；而一线城市恰恰相反，北上广深户籍人口性别比仅为98.23，女性合计超出39.09万人，城乡男女比例失衡现象突出（表4）。

女多男少的人口结构，客观上增加了一线城市女性的婚育压力。而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结婚不再是必选项。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结婚率自2013年见顶后持续下滑，同时，离婚率不断上升。从2020年民政部公布的数据看，北上广深离结率（离婚对数/结婚对数）分别为66.91%、60.46%、35.17%、59.33%，除广州外，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91%（表5）。

从结婚群体来看，一线城市人口的初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至25.7岁，并有继续走高的趋势。而在一线城市，女性晚婚现象更为明显。据上海市妇联统计，过去10年间，上海户籍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5岁多；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市户籍女性平均初婚年龄进一步提升，达29.09岁（图13）。

图13：上海户籍女性初婚年龄持续走高（单位：岁）

数据来源：上海市妇联，公开资料，新财富整理

良好的教育使得女性的职场竞争力增强，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职场女性的教育回报系数为0.061，即每多读一年书，平均薪酬可增长6.1%。智联招聘研究进一步显示，四个一线城市不同级别的职场人中，女性在中层中的占比已开始反超男性；尽管在高管数量上仍逊于男性，但差距已逐渐缩小（表6）。

经济实力的累积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得不少都市女性开始转向房地产市场，买房不再是男性的专属。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报告，全国30个重点城市整体女性业主占比从2017年45.6%上升至2020年47.54%，其中，一线城市增速相对明显，2021年女性业主占比已达48.79%（图14、图15）。

图14：2019-2021年不同城市女性置业占比

图15：2017-2020年重点城市女性购房占比

数据来源：BCG，贝壳研究院《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

在年龄上，受限于较高的“上车”门槛，一线城市的住房需求主要由30-39岁的青年女性支撑，30岁以下的女性客群占比不足三成；而新一线城市的“她需求”虽然仍以80后女性为主力，但30岁以下女性购房需求明显更强。

在汽车消费上，女性亦当仁不让。艾美咨询调查显示，2020新能源汽车消费群体中，女性占比达到42.7%。2020年2月至10月，女性车主增长64%，其中，一线城市女性车主增速最快。根据公安部统计数据，截止到2020年，女性驾驶人数量达到1.48亿人，占比32.43%。

MINI中国区副总裁博朗瑞在2021年上海车展上表示，MINI车主的男女比例约为4:6。小鹏汽车发布的车主数据显示，男女车主比例为1.8:1，且女性车主比例保持增长态势。1月，欧拉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瞄准“她经济”的欧拉品牌，已连续4个月斩获10万元以上A0级BEV（纯电动汽车）市场“销冠”，全国11省、68个城市的市占率第一。女性消费力可见一斑。

挑战依旧，但更为开放的环境正在形成

尽管女性基金经理、董事等人数不断增加，但越往资本链条顶端，女性的数量越少，占比越低。究其根本，女性在职场上仍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两方面，其一源于工作本身。

资本链条顶端的女性通常需具备“十八般武艺”，名校出身、数证傍身只是标配。在去年的调研中，新财富梳理头部券商和银行2020年的校园招聘需求发现，国内外知名院校硕士及以上学历成为头部金融机构要求的基本条件，此外，还往往要“具有CFA、CPA、FRM、法律职业资格等相关专业资格”、“英语+”、“有相关项目科研和实力经历”等综合能力。

而一旦踏进这个圈子，接下来将会拥有一份无比忙碌的工作。由中国医师协会HMO、中国医院协会MTA、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等联合发起的《中国金融人士健康状况大调查》显示，49.7％的金融行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为46到55个小时；39.2％的人每周工作55到65个小时；12％的人每周工作超过65个小时。

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金融从业人员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女性无疑将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新财富往期的调研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压力的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性别。新财富在过往调查中发现，金融圈的职场性别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女性的家庭责任”，“工作强度、出差等因素”，“生育休假”，其中，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是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当下社会约定俗成的理念依然认为女性在家庭中需付出更多的精力。

此外，由于金融知识与技术迭代快，从业者要跟上节奏，必须及时更新知识体系，专业知识、宏观趋势、监管政策等均要纳入其中。

尽管金融行业的三高——高求职门槛、高工作强度、高压职场环境对女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投身其中的女性仍在逐年增加，且在上市公司董监高中的占比稳步提升。

经济独立、追求成长，资本市场中的女性身影只是中国女性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可以预见，随着ESG理念的持续兴起，中国企业性别平等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女性将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