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还表示，从机会的角度看，经济转型带来的机会非常大，如双碳经济下，新能源、节能储能、环保、电子、先进制造等行业的增长会进一步提速。

在金融加快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如何抵御境外市场波动对A股市场影响？李迅雷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议。

其中，他提到“采取更加刚性的约束，鼓励我国企业，特别是现金流较好的企业，注重提高分红比例，以增加企业的回报率”。

李雪雷还指出，当前保险行业中九成公司配置股票比例低于10%，与监管部门给予的45%的上限相距甚远。他建议对于企业年金、保险等长期机构投资产品，给予包括增值税减免在内的税收激励优惠；同时，对于保险等机构所进行的长期投资，可以设置以“成本法”计价的“长期股权投资”会计科目改革，解决市场高波动与其对于净值回撤容忍度较低之间的矛盾，从而吸引长期资金入市。

李迅雷还建议，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力度；建议更大范围内允许境外资金投资于境内资本市场，逐渐丰富金融期货国际化品种的供给，鼓励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跨境展业。

券商中国记者：国务院金融委“3.16”会议研究了宏观经济运行、房地产企业、中概股等相关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

李迅雷：中国1-2月份的经济数据已经公布，各项指数略超预期，表明中国经济的韧性还是比较好，同时政策发力前置，已经呈现出积极效果。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潜在增速下行的压力，尤其是在外部环境面临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例如，俄乌冲突何时结束？美国的高通胀下，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都会影响美国经济增速，也会导致美元从新兴市场流出。

同时，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较大的挑战。例如，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对房地产的依赖度较高，但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一定要坚持房住不炒原则。然而在今年GDP目标5.5%的背景下，只靠基建投资，就很难实现该目标。所以，既要让房地产投资增速不要出现大滑坡，又要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这个挑战就比较大。从机会的角度看，经济转型带来的机会非常大，如双碳经济下，新能源、节能储能、环保、电子、先进制造等行业的增长会进一步提速。预期上半年中国经济比去年下半年有明显起色。

券商中国记者：近期中概股及香港金融市场稳定问题也受到资本市场关切，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迅雷：中概股和港股实际上已经是超跌了，超跌的因素比较复杂。首先，去年开始，我国提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房地产、医疗、教育、互联网等行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整治和规范，以实现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这对过去投资中概股的投资者而言，有了一个预期差；其次，美国的SEC对中概股监管要求提高，如增加了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信息披露要求，将5家中概股公司列入暂定清单,甚至提出了审计方面的诸多要求，使得中概股退市风险大幅提升；第三，俄乌冲突之后，投资者担心中国部分企业可能会受到制裁，又引发了股价下跌。

同时，港股也受到了中概股的拖累，在部分外资离场的影响下，出现了非理性下跌。这次金融委专题会议，针对投资者担忧的问题，均做出了正面的回应，基本消除了大家的疑虑。例如，提出我国证监会与美国SEC要加强合作和协商，争取在对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监管要求方面达成一致。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房企等如何规范发展及风险防范，也提出了明确原则和方案。因此，未来中概股和港股的走稳回升，也基本可以确定。

券商中国记者：近期国常会、金融委会议中，提到“高度重视国际形势变化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及中国企业既迎来发展机遇也面临国际挑战，对此您有何建言？

李迅雷：这轮美国中概股下跌，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的SEC对中概股监管要求提高，如增加了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信息披露要求，将5家中概股公司列入暂定清单，甚至提出了审计方面的诸多要求，使得中概股退市风险大幅提升也引发了香港市场中概股的下跌，进而又带动A股市场的下跌。

在金融加快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为抵御境外市场波动对A股市场影响，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有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和规范监管，提高A股上市公司质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包括加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勤勉性，发挥审计委员会在审查财务报告、控制公司内部违法行为上的作用，强化上市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同时，采取更加刚性的约束，鼓励我国企业，特别是现金流较好的企业，注重提高分红比例，以增加企业的回报率。进而增强我国权益市场对包括保险资金、养老金在内的长期资金的入市吸引力。

第二，加大优胜劣汰的力度，让退市政策常态化，提升存量上市公司的质量。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加快低质量上市公司的常态化退出更加迫切。建议畅通交易所退出渠道，简化退市流程，提高退市效率；建议落实主办券商的承接责任，明确退市流程中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加强对规避退市违规行为的惩戒；建议设置公开透明的退市规则，一旦达到标准的企业自动退市；成立二次上市委员会，对于退市后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可申请重新上市或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进一步降低退市难度。

第三，鼓励长期资金入市，增加对权益资产的持有比例。与国际相比，我国一方面长期资金规模不大，且持有权益资产的比例很低。根据中国保险保障基金发布的《2020中国保险业风险评估报告》披露，保险行业中九成公司配置股票比例低于10%，与监管部门给予的45%的上限相距甚远。

建议对于企业年金、保险等长期机构投资产品，给予包括增值税减免在内的税收激励优惠；同时，对于保险等机构所进行的长期投资，可以设置以“成本法”计价的“长期股权投资”会计科目改革，仅在长期投资期间的首尾两端核算投资收益并免除所得税，解决市场高波动与其对于净值回撤容忍度较低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对于短期股票交易、房地产投机炒作等“赚快钱”行为给予差别化资本利得税在内的制度遏制，加大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坐庄炒作等侵犯长期投资者权益事件的处罚力度。

第四，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力度。目前外资持有的A股的流通市值，不足A股总流通市值的4%。可采取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政策，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也是应对西方金融制裁的有力举措。建议更大范围内允许境外资金投资于境内资本市场，逐渐丰富金融期货国际化品种的供给，鼓励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跨境展业。这将有利于联合境外投资者共同做大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有利于提升境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业务水平，有利于监管当局加强对境外投资者投资行动的掌控。

在吸引更多外资投向A股市场的同时，面对A+H的巨大价差，鼓励在港上市的中概股回购股票，以缩小同一公司在陆港之间的价差。同时，鼓励内地的机构资金长线投资香港市场，增强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在香港市场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