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行的经济形势遇上近年来最庞大的就业群体。人社部数据显示,今年国内高校毕业生超过1076万人,同比2021年增加167万人。国内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其中,对于旅游专业的毕业生,这个夏季尤为不易。
新冠疫情多点散发,旅行社、景区等市场主体举步维艰,就业岗位缩减,员工流失。与此同时,大量旅游专业的毕业生行将涌入就业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开设旅游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有1000多所,在校学生超过50万人。旅游业低迷,数量庞大的未来从业者将要何去何从?
4月底中国旅游科学年会曾以“旅游人才建设与青年人才培养”为题研讨过这一问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新冠疫情对旅游行业的重大影响,短期看是市场,长期看是人才。“市场可以逐步恢复,但是人才一旦流失,旅游业就失去了未来。”
高层次人才相对不足
旅游行业的发展催生了旅游教育。
从1978年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成立,到1990年浙江大学成立第一个旅游经济硕士点,到2000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被授予博士点,再到2010年委员会批准设置MTA国务院学位,当今国内旅游教育已形成了贯穿高职、高专到本科、研究生的完整体系。
目前,设立旅游相关专业的院校(包括本科、专科)在1600所左右,在校生近50万人,数量最多时曾突破60万大关。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长、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保继刚表示,旅游教育长期处于快速增长态势,在扩招形势下,再度赢得快速发展的机会。“本科招生院校从2013年之后波动发展,2019年攀升至顶点,目前统计招生院校共515所,研究生招生数量现在有188所,博士点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江苏、辽宁、云南等旅游经济发展大省。”
保继刚同时指出,旅游专业博士生招生数量只占到整个招生数0.5%,高层次人才在整个旅游高等教育体系明显不足。
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旅游行业面临生存冲击、经营冲击、规模冲击、心态冲击、人才制度冲击,出现收款难、转型难、创新难、突围难等瓶颈。
在疫情重压下,旅游人才的培养频现波折。首先是招生院校规模缩减,回落至2014年水平,近年来985院校本科生招收旅游专业人数下降了34%。与此同时,有9所大学撤销旅游管理专业,2所大学撤销酒店管理专业,1所大学撤销旅游管理服务教育专业。
台州学院党委书记崔凤军教授表示,旅游行业内真正的高学历人才并不多,以外语能力为例,“会讲英语的从业者只占少数,掌握小语种的从业者不足5%”,懂旅游、懂文化、懂媒体的复合型人才更加匮乏。他认为,即便是文旅大省浙江,理论研究型人才的空白仍有待慢慢填补。
旅游专业人才的分布不均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首选经济发达地区,人才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浙江、江苏五地。从博士生毕业与就业意向调查来看,近60%的学生希望成为科研人才,倾向于选择学校一类的事业单位。西部及东北地区若想获得人才补给,困难重重。
针对高层次人才培养,原国家旅游局曾制定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
2013年选拔人才52人,2014年选拔60人,2015年选拔62人,总共培养174位青年专家。“如果能延续此前的青年人才培养方案,投身文旅领域的青年教师数量将会日益壮大。”保继刚建议。
全国招收旅游科学的博士生单位虽有60多家,但是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借助相关学者力量并汲取其教学经验,势在必行。保继刚以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为例,揭示培养旅游专业高水平人才的一种可行模式。香港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之间曾开展过多次合作,共同承办博士训练营。“博士训练营总共做了7届,第8届因疫情被迫中断。前6届都以线下形式完成,第7届转战线上,一共训练了近600名博士生和青年教师。”
结构性痼疾
在崔凤军看来,留住人才和培养人才同等重要。他所供职的台州学院,旅游专业新生入学后转专业比例常年保持在25%以上,去年某六十人班级转走学生近50名。学生纷纷逃离旅游专业的现象引起崔凤军的深思——学校当前应如何稳住旅游学生安心学习,让相关学子在求学过程中重振行业信心?
疫情前,每年50万旅游专业在校生的培养规模不可谓不庞大,但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旅游企业反映招工难、用工难等问题,员工流失率每年高达35%,经验丰富的高级导游、高级厨师、高级经理更是可遇不可求。而疫情令本就不甚乐观的文旅生态雪上加霜。经调查,30到40岁的旅游从业者流失率超过50%,愿意在疫情过后重操旧业的转行者仅占18%。正是处于这一年龄段的员工,构成了旅游行业的中坚力量。
崔凤军表示,疫情将旅游行业原本存在的结构性痼疾再度放大。传统行业人员臃肿,新型旅游门类人力资源寥落。在区域分布上,中级城市对三线城市造成严重挤压,县市区很难找到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20届毕业生导游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毕业生已然脱离旅游相关行业,而从业者多聚集在杭州、宁波地区。旅游景区远离大城市,很难吸引从业者入职。在年龄结构上,行业吃青春饭的现象依旧显著。
超过50岁的专业人员严重缺乏,从侧面反映出旅游行业吸引力的衰弱。行业内部,内卷情势严重,低层次竞争激烈,由此导致行业利润越来越低。
在公众的刻板印象中,旅游行业工作大抵不脱低技术、低门槛、低报酬、高强度劳动时间这类关键词。加之休闲型旅游景区景点季节性特点鲜明,职工全年忙闲不均,本就不丰厚的收入更趋于波动不定。社会地位不高,这也是多数在读学生选择更换专业的原因。
据浙江省教育厅提供数据,全省本科院校2019年招收旅游类专业学生2714人,毕业本科生2367人,4所高校招收硕士研究生仅14人,毕业研究生33人,博士生仅招3人。省内高校本科旅游专业招生越来越少,浙江工商大学已放弃旅游本科招生。
在职业学校中,浙江全省33所高职高专开设13个旅游大类专业,疫情前统计数据2019年毕业生7690人。“虽然整体上比较稳定,但是质量有所下降。”88所中职开设旅游管理专业,2019年毕业生4860人。
“流出浙江的中职毕业生不在少数,其中60%进入了高职学习,真正进入市场就业人数不多。”旅游人才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如何弥缝,崔凤军对此颇为忧心。
投石问路
在疫情常态化、持续化的背景下,传统旅游业的转型问题在业内激起不小浪花。“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名誉董事长吴国平曾如是表述。
疫情带给传统旅游业颠覆性变化,中国旅游协会会长段强倾向于将今后的旅游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旅游不再简单地等同于游山玩水、外出观光,开始逐渐向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转型。而“微度假”、“新秘境”、“文旅+”等概念的兴起,呈现出传统旅游业困中求变的探索与尝试。
旅游的概念在变,内容在变,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式也要变。
作为一个包容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旅游涉及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交叉,同时兼备理论及实操两种面向。澳门旅游学院院长黄竹君教授强调,旅游业是服务性综合行业,它需要的人才不单纯有精神层面的认知,能够在理论层面头头是道,还需深谙景区、酒店的服务之道,“它是对人的行业,需要技能、技巧、沟通应变能力、创新能力。”旅游行业的本质决定了,旅游课程必须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结合起来。
在4月公布的2022年QS大学排名中,旅游休闲学科TOP10有7所学校分布在瑞士。黄竹君表示,在瑞士洛桑学院,旅游专业相关课程实用色彩极强,学生就学期间必须前往企业亲身历练。
在她看来,内地旅游院校在研究方面用力甚深,旅游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以研究为导向,实践培训的重担则相应转移到职业院校中。“文旅行业需要双型人才,既可讲理论、讲知识,亦能担当业务操作,校企联合培养至关重要。” 不可否定,大学担负传播知识的使命,但是专精化阶段应当推迟到研究生层次的教学研究中。
“大学必须要贴近现实,即培养的人才需要迎合行业需求。在本科教育方面,尤其要关注到务实问题。”理论学习和实践在旅游课程的比例,可以依据培养的目的、对象、教育层次做适当调整。黄竹君补充道。
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姜红教授介绍,上海商学院和瑞士洛桑学院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疫情前,所有教师都有去瑞士洛桑学习考察的经历。当前疫情阻隔,仍然通过跨海连线延续交流。而携程、上海锦江、上海东湖、上海衡山等旅游集团也与上海商学院一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实践、就业空间等方面助力尤多。当前,专业师生尝试在短途宅度假、懒人经济微度假、场景化等方向深耕细作,探索疫情常态化下旅游业转型的诸多可能性。
姜红透露,2021年其所在的酒店管理学院就业率超过98%,就业签约率居上海商学院全校第一。“不是说社会不需要旅游人才,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培养行业所需要的人。” 置身行业颠覆性的变动中,师生、专业、学科都必须构建去自身化的造血功能。如果不进行科技赋能的变革,无疑是死路一条。”
“中国的旅游人才要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行业做强,把这个行业的质量做高。目前来看中国旅游业走过一条路,最早开放驱动,此后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现在轮到创新驱动。”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辉看来,挽留人才、培养人才的前提是,旅游行业本身拥有强大生命力,是一个潜力无限的广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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