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聚焦“稳增长与实现路径”，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专家学者、代表性市场人士共同交流探讨，为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与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指出，应充分认识到就业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意义，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稳就业关键市场主体。

尚福林表示，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以带动的就业人数从过去的100万增长至将近200万人。

今年2月份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超过5.5%的目标值，“就业面临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挑战。”应对稳就业挑战，尚福林认为，关键在于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尚福林指出，我国的就业人数是7.5万亿人，城镇就业人数是4.7亿人，市场主体是吸纳就业的顶梁柱和主力军。其中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以上的就业，他们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尚福林认为，当前短期的社保费缓交，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等帮扶措施已经开始见效，但长期来看，稳定就业依旧需要着眼提升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和个人的职业能力，具体而言：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指出，下半年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多，“三季度、四季度超过5.5%是可能的。这样来说，全年超过4.5%也是可能的，接近5%都是有可能的。”

戴相龙认为，上海、北京等地的疫情给二季度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是第一位的。但自7月1日开始，各城市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管理，这就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投资方面，地方政府发行的3.5万亿元的专项债券和国家开发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发1.1万亿元货款，重点用于各项基本建设，这些投资的增加将降低房地产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压力。

消费方面，对于通过住户存款增加判断居民消费需求不旺这一说法，戴相龙表示基本认可，但他也提示，应当将农村金融“贷转存”排除在城乡居民储蓄之外，“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基本结论还是对的，但是不是那么大。因此，下半年的消费还是会有一个强劲的发展回升。”

进出口方面，戴相龙判断今年下半年进出口贸易顺差会大量增加，全年数据可能会超过20国集团会议中确定的“控制在GDP的3%以下”指标。

他表示，要完善与“房住不炒”相适应的房地产业发展政策，支持城乡居民对住房的合理需求。一方面要增强发展房地产信信心，保持住房总体上稳定，逐步使居住属性住房供求平衡；另一方面，住房贷款要支持对住房的梯度需求；同时要开辟多种住房融资渠道。

他建议改变现在重视股票市场，轻视产权市场的做法，实行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双向驱动，发展各类中介机构，把更多社会长期资金转化为企业资本，扩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的投资。

戴相龙指出，要尽早研究明年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争取明年经济增长超过今年。“建议明年可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并把这项政策列为今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的讨论的一项内容，早一点发出消息，增加市场预期。”

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系统性危机，在此背景下，首先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的向前发展；同时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尽快让经济增长回到5%-6%的潜在生产力水平。

朱光耀表示，世界正在经历全球性经济衰退，全球供应链稳定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一方面，今年5月份世界银行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调低至2.9%，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下调，将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要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已对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朱光耀指出，2022年和2023年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从2021年的60%左右上升到80%以上，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利率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新兴市场国家，三分之二的低收入国家正陷入债务困境，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危机正在积累爆发过程中，斯里兰卡就是第一例，突出的一例，但是绝不是唯一的一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指出，应首先把发力点瞄准稳住市场主体，以稳住市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操作来稳住经济大盘，实现稳增长。

“当我们说（稳经济）牛鼻子、主要矛盾、好钢的刀刃是市场主体的时候，实际上是具有排他性的”，高培勇指出，即除市场主体之外的其他方面“可以不被视为主要矛盾、牛鼻子、刀刃。”

原因在于：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稳增长的实施路径要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增长动能转换，既要保证当前一揽子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加强逆周期调节，又要预留跨周期政策空间，避免回归债务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

王一鸣认为，相比2020年初疫情那轮经济恢复，此轮经济恢复有四个方面的明显挑战：

王一鸣指出，应对多方面的新挑战，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更中期的视角，“不光要着眼于下半年，还要着眼于明年”。

“下半年要继续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基础上协同推进宏观调节和动力的转换。政策着力点应转向更大力度的扩大国内需求，转向增强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转向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王一鸣说。

王一鸣表示，当前重要的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要素保障，所以现在8000亿政策性银行贷款，另外解决资本金的问题，国开行和农发行3000亿投资基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的投入。

增强消费持续扩大的内生动力方面，“中长期来看还是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现在2.9亿农民工已经占到4.2亿城镇就业人口的70%，农民工如果转为城市居民，很多研究都表明，人均消费支出要增加30%左右,这是一个稳定持续扩大的消费，是一个新动能。”此外，王一鸣建议，通过加快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如鼓励技改投资、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等，培育未来增长的新动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在实现“稳”的过程中，首先要有宏观经济循环思维，将“六稳”放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中把握，让整体“稳”下来。

同时，“要高度关注各种不确定性事件对现在已经显得脆弱的信心所带来的打击”，刘尚希认为，首先要在疫情防控层面不断升级政策，降低疫情带来的冲击，这是当前摆在首位的；其次，要高度关注房地产风险产生的连锁反应，既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方针，又要保证基本的住房需要，尤其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特别是农民市民化过程当中的这些住房的需求等等。

“我觉得房地产市场应当说还是有潜力的，不过就是要调整改变房地产的这种发展方式，避免泡沫的衍生。”

此外，还要处理当前面临的相互拖欠问题，刘尚希指出，“这种不确定上升带来的就是对企业资金链的冲击、做生意成本越来越高，从这点来说，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指出，这一轮经济复苏与2020年疫情发生时存在四个不同，包括抗疫成本加大、微观主体活力不足、国际环境复杂、需求不足等，综合这些因素，他认为，“如果把下半年经济稳定在全年原来设定的5.5%增长目标就很好了。”

“稳在5.5%，同时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我认为可以达到目标，这样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在4%左右，这个速度跟全球比也不是很差的”，祝宝良表示，“但如果说要把速度搞得更高，我认为难度比较大，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至于下半年的主要任务，祝宝良表示，仍然是在坚持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如何促进需求，“特别是怎么拉动消费，其中更重要的是服务性消费”。

面对担忧下半年经济复苏情况的声音，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不必过度担忧下半年经济的反弹。核心支撑就是目前从二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是非常好的。”

他指出，不能因为过度担忧而造成政策用力过猛，“大家认为下一步压力依然很大，特别是从增长速度压力很大这个角度，从而要求各个部门，各个地方进一步加力。我觉得这个叠加一定会产生合成谬误。所以，一定要小心。”

在完成企稳状态的认识下，刘元春认为，下一步的核心任务就是全面复苏，这就要求接下来疫情纾困转向市场型内生动能培育上来。

刘元春建议，在转变过程中，要持续关注大型项目、推动民间投资全面启动并协助其调整预期，同时，在房地产层面，市场型调整不宜过快，但政府端特别是保障性住房要进行适度提升。

另外，刘元春特别强调，当前要明确风险到底是什么。他指出，一方面，当前的主要风险仍然来自内部，“回顾过去三年，疫情虽然是导致中国经济扰动很重要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依然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导致的左右摇摆”，因此，当前更应该将风险聚焦在内部。

另一方面，刘元春认为，不宜过度放大短期风险，而忽视了中期、结构上风险，因此，接下来不仅要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短期稳增长和中期可持续性之间的匹配，还要对稳增长的宏观政策与中期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做出很好的权衡。

最后，刘元春表示，对于风险的认识不应局限在疫情本身，还要放眼政策，“我们能不能真正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克服传导体系和行政体系面临的固有问题，不论短期还是中期，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