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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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背后蕴含何等深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三者均是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提出的。

201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旨在更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

202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关键之举。

此次“三稳”目标的提出，指明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2022年受疫情掣肘，经济发展增速与目标增速间或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在2023年，稳增长是首要目标，进而通过稳增长带动稳就业。

卢锋认为，稳物价则是未雨绸缪的准备。疫情三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中枢增速水平趋缓，但波动幅度大增；伴随着生产供给恢复强劲、需求端疲弱，二产对GDP增长贡献率高于三产，经济增长依赖外需而非内需等结构特点。

在此背景下，我国在疫情期间结构性通胀特征明显。PPI增速均值高企，主要是输入性通胀压力引发；然而CPI同比增速均值却显著低于此前十年，消费需求疲软等原因拖累内需是主要原因。

卢锋指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转变，较过往三年而言，后疫情时代的物价形成机制将出现实质性的变化。2023年一季度的压力仍然还在稳增长，通胀或不是主要矛盾。但之后新环境下供求关系会发生阶段性变化，包括流动性淤积是否会转化为消费需求的快速释放，目前仍是未知数，因而要提前作出稳物价的部署准备。

就业是民生之本。1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比10月份上升0.2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7%，达到2022年内次高。

卢锋表示，前述数据反映了宏观经济波动对就业端造成的影响。首先是疫情抑制了服务业正常增长；其次，大城市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域，在常态下本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但在疫情期间经济运行和工作岗位创造能力反而受到更大影响。

卢锋着重关注农民工与青年群体的就业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份，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6.0%，较10月份上升0.5个百分点；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17.1%，比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但仍高出去年同期2.8个百分点。

卢锋指出，应关注城镇净增就业人数对观察市场形势的特殊意义，对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调查失业率等指标具有补充认识作用。此外，非城市户籍青年人口由于经历、学历和偏好差异，在城市面临就业困难时返乡回村择业意愿较低，应当针对青年就业现实困难，多方发力、多策并举，实施积极就业促进政策。会议提出，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恰逢其时。

此次会议亦提及平台企业。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赵忠看来，与平台企业紧密捆绑的是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会议同时提出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平台企业历经多年沉浮，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意味着要以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来促进平台经济和灵活用工的健康发展。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维度，前瞻性的法律法规亟待出台。

从受访专家的观点来看，要做到“三稳”，供需两端的政策工具需要协同发力。除却延续对市场主体减税降费的支持力度，也应当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把信心传递给消费者个体。

赵忠强调，在疫情防控政策转换的过渡期，要强化药品供应、夯实医疗服务保障体系、推广加强免疫接种，为人民群众创造有安全感的环境，才能为经济复苏以及就业的回暖奠定基础。

卢锋认为，下一步应更加重视应用逆周期宏观政策工具，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