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初，德国曼海姆地区法院裁定vivo侵犯了诺基亚的三项蜂窝标准必要专利，且诺基亚的行动是公平合理的。法院授予了诺基亚针对vivo的禁令。4月中旬，诺基亚发布声明称，“希望该判决能促使vivo承担相应的义务，以公平的条件达成许可。”

德国对知识产权保护有着严格的判罚制度，一旦授予禁令，则意味着败诉方将无法在当地市场继续从事相关商业产品销售。据悉vivo已经在准备上诉事宜。

在此之前，诺基亚同样在全球多个市场起诉OPPO，在德国的部分诉讼获得了胜诉，其他地方则结果各有不同。OPPO方面表示，诺基亚共有数十件专利在德国、中国被无效、中止或被德国当地法院判定OPPO未侵权，在印尼的诉讼已被印尼当地法院全部驳回。

这只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缩影：走向全球市场进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些摩擦和分歧。但中国企业这些年正着重发力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并积极参加各项标准制定过程。

慢慢让这些成果和实力被世界所知晓，或许是当前知识产权领域面临的一个命题。我们国家制度方面已经在快速奔跑。

近日中兴通讯知识产权部副部长、首席许可官童心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与欧美等国家百年时间的知识产权发展历史相比，中国真正从第一部专利法、商标法颁布至今只有近40年左右历史，但我国却用这4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别国百年的发展历程。

“一直以来，国家重视科技创新、提出‘中国创造’，这背后需要对应的制度建设。其中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对专利加强保护就成为重中之重。”他续称，“尤其我们所处的通信行业，属于专利密集型产业，且往往与通信标准紧密相连。标准意味着国际化，身处其中的企业要参与行业发展，就需要高度重视。

如果说早期只有个别中国通信企业在全球具备知识产权竞争力，那么如今，这种竞争力无疑在持续扩大。而企业在参与全球商业运营产生摩擦的进程中，也在持续构建自身“防火墙”、完善话语权和生态。

疾跑

经历了3G跟跑、4G并跑阶段后，在5G阶段中国厂商基本进入引领状态，尤其是关键的标准方面。

中国信通院近期发布的《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及标准提案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从有效全球专利族占比来看，华为的有效全球专利族数量占比为14.59%排名第一，高通占比10.04%排名第二，三星以8.8%排名第三。排在第四和第十位的企业依次是：中兴、LG、诺基亚、爱立信、大唐、OPPO和小米。

（有效全球专利族排名前十位企业中，有五家来自中国。图源：中国信通院）

粗略估算发现，前十家企业共占比75.4%，其中五家中国企业共占比35.36%。

童心对记者指出，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企业早期参与通信标准讨论和制定相对偏少，这时候公司高层对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更突显了企业对科技创新保护的战略前瞻性，进而从机制上确保资源投入和创新持续。“2022年中兴通讯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已达到营业收入的17.6%，为专利工作提供了坚实后盾。”

“在我们看来，专利是一种以公开换授权的制度，是把自己的技术贡献和研发成果向社会大众公开，任何人可以查阅专利和被保护的具体技术方案内容。企业也通过公开专利，在法律上获得对公开技术方案的保护。”他对记者表示。

当然，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拓并深耕新的市场领域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发展动能，在专利方面也要对应开展前瞻性的专利布局，与技术创新趋势协同共进，提前进行专利资产储备。

童心强调，“一个知识产权管理成熟的企业，不会把专利资产当成‘壁垒’或者‘屏障’使用。目前通过全球专利布局，中兴通讯在核心网、接入网、承载网、固网、能源、数据库、微电子、手机终端等领域已进行高价值专利布局。通过知识产权创新造福客户和消费者，创新者获得相应回报，后续才有更多资源和动力，开发更好的产品和技术回馈业界。知识产权不是孤岛，通过多样化的专利运营路径回收合理研发投资，通过商业互动实现新技术到新产品的快速迭代和创新成果的共享，可实现良性循环和互动，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

近期中兴没有公布过知识产权具体收入，但资料显示，其在2021年公司曾披露，知识产权对外许可业务的持续突破，正持续为公司带来现金流收入，预计2021-2025年知识产权业务将给公司带来45-6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狭义层面的知识产权商业化主要包括交易、许可、投资等。这方面我们公司很早就开始实践，并且已经为公司带来可观的现金收入。”童心向记者表示，从产品应用角度看，全球已经有数亿台各种类型设备采用了中兴的技术，并获得专利许可。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迭代演进，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已经趋势明确，但具体标准参数尚未确定的通信技术，又该如何进行准备？

对此，童心向记者表示，通讯技术的显著特征是标准化，通信标准的制定和确定往往通过标准化组织共同讨论实现。“以6G为例，虽然其标准规范尚未最终确定，但标准组织会组织大量的标准会议讨论。这时候我们的标准专家和工程师，就会把公司的研究成果形成提案，希望最终得到标准组织采纳。”

他指出，因为标准制定明显早于产业化，因此标准制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个主体进行思考碰撞、最终形成大家都认可的技术选择过程，标准固定之后，整个行业都将围绕这一标准进行下一代产品研发。

据介绍，中兴参与通信技术标准制定已有多年历史，目前已成为全球5G技术研究和标准制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摩擦

纵向来看，历史上在全球市场最先遭遇一系列专利诉讼的是中兴和华为这两家头部通信基础设施企业，表现得相对集中。但这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并产生较大影响力或者占领较高市场份额，这成为更多企业面临的挑战。

前述在德国的诉讼中，诺基亚主要是针对以往通信技术中的几项专利，涉及LTE网络相关技术、3G网络中自适应调制技术等提出诉讼。

诺基亚方面称这些许可专利在2021年12月底到期，此前已经跟vivo提出续约谈判，但vivo拒绝接受“公平合理”的报价，还提出“独立和中立的仲裁”，再次被vivo拒绝。

OPPO面临类似的情境。此前OPPO首席知识产权官冯英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OPPO正在与诺基亚进行的5G专利诉讼中，诺基亚对相关专利的要价远高于4G专利价格，这并不合理。因此需要进行专利论证，确立合理的费用。

据信通院统计，诺基亚于2018年公布5G许可费率为不超过3欧元/部，以头部手机厂商“亿台”为单位的出货量计算就可知，这是一笔极其庞大的支出。但在5G专利方面积累最深厚的华为，其2021年宣布5G标准单台手机专利许可费上限为2.5美元/部，并提供适用于手机售价的合理百分比费率。仅从这个角度就看出了不同厂商之间的定义差异。

在专利领域通常遵循FRAND原则，冯英对记者表示，OPPO方面也认为，厂商间应当互相尊重彼此的知识产权，公司在积极应对诺基亚在多国发起的诉讼。“综合诉讼现状看，诺基亚的确有强大专利积累实力，但也不能低估OPPO的专利积累，过高的专利价格会影响到公司发展，这也是OPPO绝不妥协的原因。”

童心则向记者表示，中国企业近些年在海外涉及的诉讼案件数量在增加，这是客观事实，从积极层面看也是好事。这说明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商业存在感越来越显著，且参与全球知识产权风险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也在提升。

当然这需要走向系统性应对，而不仅仅是参与个案诉讼。“在我的理解中，我们要更多参与到全球规则的治理和制定中去。”他进一步分析，应对个案诉讼只能解决个案问题，只有站在更高的角度，立足全球规则积极发声，把自己的想法、利益诉求，以及对行业的认知表达出来，才能从制度和根本上降低风险、解决问题。

“以5G来说，中国企业掌握了大量的5G标准必要专利，目前中国也是全球较大的5G应用市场，那么在这一领域对应的商业化规则，是不是也应该有中国的解决方案？我们一直致力在全球业界传达中国企业的观点，也希望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加入我们，找到一种中国式解决方案、或者至少可以让我们的观点传播出去，否则将永远停留在专利诉讼个案，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专利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制度化的问题。”童心续称。

“如果谈建议，对于公司内部来说，组建一支复合型的团队共同作战非常重要。”童心续称，专利业务涉及技术、法律与商务多个方面。“中兴通讯始终坚持将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并探索更加前沿的管理模式；中兴通讯的知识产权部与公司的研发团队、产品团队、标准团队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对专利资产管理、诉讼或者许可谈判、专利可持续经营提供支撑。”

生态

无论国家还是企业层面，近些年来对于知识产权能力的构建，和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话语权方面都在积极努力。在此前国家几个重要文件中，都提及了知识产权话题。

智慧芽发布的《2023全球企业知识产权创新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在2021年制定《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后进入密集的政策落地时期，各方面制度正在快速完善。

“过去一年间，除了参与知识产权全球事务以外，中国密集制定了专利商标审查、人才发展、技术要素市场等重要议题的“十四五”规划落地，对加强知产保护力度、提升行业专业水平等方面形成有条不紊的推动作用；此外，中国同时开展专利开放许可的试点工作，乃至进一步发布专利许可使用费的估算指引，引导专利许可的市场化定价，从而全面推动专利领域的真正产业化。”该机构分析道。

“每个国家司法体系对知识产权的实践不同。中国已经进行了大量有力探索，包括司法制度、行政机构等都进行了很多尝试。”童心向记者表示，因此看到的新动向是，有越来越多知识产权争议在中国本土寻求解决方案。中国的法院、知识产权局等司法和行政机关，始终坚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在司法解释或者行政规章中给出观点指引，也在个案中积极探寻新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观点上的磨合、碰撞，但也让中国的参与主体有机会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

（2020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中对OPPO“禁诉令”案的描述和定义。图源：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对司法领域有重大意义的是2020年，OPPO夏普专利战首次以成文裁定的形式，确立了中国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费率享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把该案例列入2020年度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十大案例，并称其对中国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跟随者”转变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引导者”具有重要推动意义。应该说，这就是一次典型实践。

而通信行业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底层技术在持续升级，覆盖的产品种类也在不断拓维。这背后也需要更丰富的知识产权生态参与。

“随着通讯技术向其他垂直行业延伸，比如物联网等，我们也在积极关注，在这些行业专利的商业化要以什么样的机制、框架运行，如何让我们的技术成果能服务于更多客户和消费者。我们愿意和物联网企业或者垂直行业企业讨论，到底如何更好实现共赢。”童心对记者指出，由于专利商业化属于二级市场，这依赖于实体市场的繁荣。“如果实体市场没有人用到相关技术/专利，或者产品规模不大，对应的许可和商业化市场规模相对也就不大，两者相辅相成。因此物联网随着实体市场的繁荣，对应的专利商业化需求也会旺盛起来。”

同时，童心告诉记者，由于知识产权授权许可是随着市场容量而成长，其中第三方咨询和服务机构也逐渐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中兴通讯呼吁，期望看到更多高质量的优质中介服务机构在行业中成长。

“无论知识产权许可还是交易，不可避免要第三方中介机构加入，比如律师、交易中介、资产评估、市场数据挖掘和分析、数据库等。”他续称，“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已经活跃着很多优秀的中国企业，但是和欧美相比，我们的第三方服务企业，从规模到数量都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