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任务。数字经济正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之义，积极把握和利用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机会窗口，大力发展数字基建、工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培育数据市场和数据生态，在践行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发展产业集群，将有助于加快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香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南大门”，数字经济可以成为将“香港所长”、“香港所愿”与“国家所需”相结合的突破口。

文｜北京 戎珂 吕若明

信息通信技术的突破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时揭开数字时代序幕。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支柱，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的全球47个样本国家数据，2021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总样本GDP比重45.0%，经济态势呈现出美中欧三极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可以被解构为I（Infrastructure，数字基础设施）、B（To Business，工业互联网）、C（To Customer，消费互联网）、D（Data market and data ecosystem，数据市场和数据生态）、E（Economic context，宏观经济环境）五个层面，中国在这几个层面整体表现优异，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数字经济发展以来，中国大力推动硬（芯片）、软（操作系统、数据库等）、云（云计算）、网（物联网、5G）等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建设。截至2022年6月，中国已建成超过160万个5G基站，成为全球首个5G独立组网的国家；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等云服务迅速增长，中国在用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超过150EFlops，位列全球第二。

消费互联网（To C端）在中国人口红利加持下飞速发展。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以腾讯、字节跳动为代表的电子社交媒体等平台企业快速扩张，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行业发展格局。截至2022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4.4%，活跃而庞大的网民群体为消费互联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

中国前端消费侧的数字化程度全球领先，为仍处于早期发育阶段的工业互联网（To B端）提供了良好的建设基础。基于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全门类现代工业体系，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40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渗透至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5G+工业互联网”全面铺开，海尔、华为、阿里、三一重工等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工业互联网赋能作用日益凸显。

经过数年的探索，近年来，中国政府也逐渐着手推进数字经济下数据要素市场的规范化建设，推动建设兼顾个人、组织及公共数据的安全与流通体系，同时建设相应的数据生态（Data market and data ecosystem）。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指明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同时面对国际大环境带来的技术安全威胁，中国正着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在推动数字经济底层计算产业核心技术攻坚的同时，突破国产基础硬件、软件的“产用峡谷”，逐步建立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数字生态。

当然，中国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也遇到诸多问题：消费互联网平台容易形成寡头垄断，对此，中国已经颁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文件，采取分类分层监管措施。数字经济下的平台企业需更妥当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同时，传统发展模式忽视基础硬件、软件等核心技术研发，重视应用开发；缺少相应配套人才激励措施，造成中国高端核心技术人才并不充裕，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空间受到限制。此外，中国企业在基础硬件、软件等领域对外依存度很高。2018年自美国对中兴通讯、华为发布出口权限禁令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遏制中国数字基础技术发展，并逐渐覆盖数字基建技术全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受限。

基于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全门类现代工业体系，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 40 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渗透至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图为位于诸暨市大唐街道的浙江阿大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袜业智能工厂，该工厂应用了智能制造设备和数字化系统，实现全流程数智化运行（图：新华社）

在政策引导资源倾斜以及良好的消费端市场基础下，自主可控、开放包容的数字经济，在推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复苏、助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催生新就业。数字经济创造新就业岗位，催生新就业模式，优化市场匹配机制运行，成为“稳就业”的重要支撑，在后疫情时代更是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恢复按下了“快进键”。一方面，电子商务创造了快递员、分拣员、外卖员等大量就业岗位，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达6,015.33万人；另一方面，“零工经济”模式下的灵活就业，提高就业市场匹配效率，增加额外收入来源，如网约车司机、网租房房东、自媒体创作者、直播带货主播等职业走入大众视野，据阿里研究院预测，中国零工从业者在2036年将超过4亿。

创造新动能。和传统的劳动、资本等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规模报酬递增、复制成本低的特点，能够更高效地赋能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活力，中国政府着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陆续颁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文件，从数据安全与高效流通兼顾的角度，推动了数据市场化的大发展。数据要素战略的实施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的新引擎，具有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等优势，也是各国促进疫情复苏的重要抓手。2020年全球经济因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已经出现负增长，平均增速为-3.6%，然而数字经济仍然保持稳步发展，平均增速达到3.0%。

开辟新空间。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大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工业革命以来，中国虽然建设成为工业大国，但始终没能成为先行者。如今，全球数字经济方兴未艾，中国已跻身世界前列，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7.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近年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打压，国家出台了信息技术领域的国产化替换和产业补贴等政策，致力于解决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释放国产基础硬件、软件潜在的国内市场，支撑数字时代下中国宏观经济开拓创新空间，实现自主发展。

赋能新模式。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润滑资金、信息交流渠道，让经济转型发展跑出“加速度”。疫情的到来加速了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绿色工厂”、广东汕头的“鹅脸识别”养鹅场等数字化工农业加速发展，流程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高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当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将数字技术融入到其整个业务流程中，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的同时，数字化平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网络平台为企业带来了更丰富的融资渠道、知识资源，通过平台匹配为企业提供信息资源池，“扶小助微”，为“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创造更加优质的融资环境，有利于推动中国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数宇经济创造新就业岗位，催生新就业模式。图为在福建省福安市赛岐镇象环村的葡萄种植园，返乡创业大学生林恩辉（右二）、陈莉瑾（右一）在网上直播带货推销刚采摘的葡萄（图：新华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2022年施政报告，指出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巩固香港国际化优势”。香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南大门”，数字经济可以成为将“香港所长”、“香港所愿”与“国家所需”相结合的突破口。

在数字经济发展建设中，香港有其特有的地理、文化、制度优势。香港北接珠三角平原与大陆腹地相连，南隔南海与东南亚相望，作为大湾区心脏、亚洲中点，香港凭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汇聚全球资金流与信息流。百年时光荏苒，香港在19世纪中期，作为英国对华及远东贸易据点和与南亚贸易中转站，已经拥有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环境与制度体系。“一国两制”巧妙地保留了香港在国际生态信任方面的优势，一度令香港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门户，担负着缓冲中外制度交流摩擦的重要任务。

就土地面积与平整度、劳动力成本与劳动力结构而言，在香港建设大范围工业园区并不容易，但香港可以扬长避短，融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格局，发挥其地理、文化、制度优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线上线下荟萃全球各类人才，推动数字经济反哺实业，实现香港“再工业化”，同时推动新型数据交易所、数据跨境制度建设试点，帮助国家取得数据交易制度建设和数据跨境国际治理的新进展、新突破。

试点建设数据交易所，推动和落地数实融合。自2015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挂牌成立以来，上海、北京、湖南、广州、苏州等地交易所纷纷揭牌，但由于数据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交易所权责尚未明晰、制度规范尚未建立健全，数据交易仍主要在市场中分布式进行，数据交易所的探索步履维艰。相较之下，香港依托成熟完善、国际接轨的金融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兼具数据交易所试点的制度基础和人才储备。更便于通过国际交流学习国外数据交易平台经验，提出数据交易所建设的可行方案，盘活起步较早、基础扎实的资讯科技产业，促进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数字产业落地发展，服务实体经济，切实从数据这个新动能来推动和落实数实融合，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嵌入双循环发展战略，助力中国数字经济出海。一是探索数据跨境制度。目前虽形成以美、欧两大中心的数字朋友圈，但数据跨境治理规则体系尚未统一，中国作为国际数据治理的后起之秀，在依托庞大的数据体量的基础上，还需要加强国际生态信任。香港具有良好国际信任基础，能够更便捷、更客观地释放中国的友好信号，传递国际数据跨境流通制度建设的“中国方案”。二是把握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新定位，加快推进香港与中国内地以及以香港为核心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深度交流合作，结合深入贯彻落实内地实体产业与国际合作意向，助推中国数字经济出海。

香港是中国 “通向世界的南大门”，数宇经济可以成为将“香港所长”、“香港所愿”与 〝国家所需”相结合的突破口。图为香港数码港（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

拥抱数字就业新模式，荟萃全球跨界新英才。后疫情时期以来，零工经济等模式并没有淡出公众视野，部分行业仍将保留工作远程化、数字化、自动化的特点，长期采用线上会议、线上零售等数字化工具。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信息流的交汇点，香港能够通过对数据交易流动，隐私保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安全、可靠地从线下或线上引入大量来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内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人才，成为知识交流、信息交汇、人才汇聚的数字节点，为全世界的人才服务香港发展创造绿色通道。

依托数字科技创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2021年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和2022年的《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意在促进港深优势互补，形成世界级都市圈，实现香港“再工业化”，释放新一轮经济发展潜力。依托广东省打造的战略性数字产业集群，香港以新界北部都会区为平台，建设大湾区框架下的“港—深极点”，新田科技城联同深圳科创园区组成科创合作区，促进深圳的实业人才与在港人才充分交流、合作。凝望百年的港深优势互补，共同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场景打造与数字生态建设，可为香港争取坚实的都市圈腹地，打造创新型国际大都会。

借数字经济发展的东风，香港可发挥地理、文化、制度优势推动数据交易制度建设与实践，在利好中国数字经济进一步飞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数字强国的同时，也将推动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促进香港产业数实融合，实现香港经济的再一次腾飞。

（作者戎珂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若明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博士生）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3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