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答这个问题，2006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家乌尔里克·马尔门迪尔（Ulrike Malmendier）和斯特凡·纳格尔（Stefan Nagel）展开了调研，对美国人过去50年来最具普遍性的财务行为进行分析，详细研究了美国人是如何进行投资的。

有趣的是，从理论上来讲，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投资预期”和“投资标的”的特点（比如产品估值、风险评级和预期回报）做出投资决策。但研究结果并非如此：

“人们一生的投资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这一代的投资经历——尤其是刚成年这一时期的经历。”

■   乌尔里克和斯特凡在报告中写道：

“我们的研究结果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年轻家庭的股市参与率相对较低（因为他们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期间令人失望的股市回报期），而在90年代末，年轻投资者的股市参与率相对较高（因为他们经历了整个9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

而这一点其实适用于所有的资产类别。比如，我们发现，从1973年到1981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十年期国债贬值了将近一半。那些经历过这场打击的人，在固定收益类产品上的投资比例远远低于那些因为出生在‘幸运的年份’而躲过了这次危机的人们。”

■   瑞银财富管理公司（UBS Wealth Management）关于千禧一代的投资行为数据也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与美国婴儿潮一代（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的汽油上涨和80年代疯狂的抵押贷款利率）相比，千禧一代迄今为止还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说刚刚开始经历），因此，数据显示，千禧一代把59%的资产投向现金和债券，28%投向股票。同属于美国“千禧一代”的华尔街著名投资人摩根·豪泽尔分析这份数据时说：“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是在经济大衰退和最大的熊市期间开始赚钱的，这段时期利率恰好降至0%，债券不仅保值而且增值。相比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经验教训，这些亲身经历对我们更有说服力。”

■   2019年7月，有华尔街“债王”之称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如果他早10年或晚10年出生，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格罗斯认为，他的职业生涯几乎完美地撞上了利率暴跌的周期，这个周期给债券投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格罗斯认为，时代（或者叫市场周期）带给人的影响是双重的：

乌尔里克和斯特凡在研究中还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

硅谷著名风投公司a16z的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een）认为，这份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的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科技股都在被低估（而a16z的丰厚回报就是建立在对这个问题清醒的认知上）。安德森认为，科技股被低估的重要原因，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给这批创业者、投资人留下了集体精神创伤。

安德森引用了他的好友，也是微软的现任总裁特伦·格里芬的叙述，他认为，格里芬这句话很典型地代表了这一代人对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的集体记忆，格里芬是这样的说的：

安德森强调，格里芬说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在过去的5年里，硅谷的风潮在悄悄地再次转向。

他认为，硅谷的冒险行为在过去5年中不断增长，不论是风投基金的数量，风投基金的投资项目数量，以及这些被投企业估值，乃至选择进入初创公司的名校毕业生数量都在激增。而究其原因就在于，目前硅谷活跃的投资人和创业者的主要黄金年龄刚好是40岁左右，这批人里面相对最年长的那些，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期也没有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充其量也就是还在上大学，因此这些人集体躲过了那次市场的“大屠杀”。

因为完全躲过了这次创伤，这代人看待硅谷的风险和收益的方式完全不同。

他们会说，让我们大胆去创造吧，不要被教条束缚。

安德森总结到，在2002~2015年这十几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里，科技股都被低估了，因为当时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基本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的科技大萧条中经历了惨重的损失，心有余悸的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十几年里“科技股被低估”这一市场机会。后来，新一代的投资人成长起来，正因为他们没经历过这段创伤，才抓住了这一机会。

但“没经历创伤”也是把双刃剑，安德森感到，目前硅谷的风潮又在向另一个方向偏离——“如今，互联网泡沫似乎已经过去了太久，年轻人们再次涌入硅谷，而他们对那次泡沫危机几乎毫无记忆。我曾经试图提醒他们，讲述1998年~2000年的那场泡沫作为警示，但他们只会一脸茫然的看着我，好像我是个老古董。”

经历对人类的决策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豪泽尔提到，有理论认为，大规模战争的时间间隔是20-40年。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争创伤的新一代选民、政治家、军事家循环更替、代际交接的周期是20-40年。其他公共事项——社会权利、经济理论、财政政策，等等，也遵循类似的路径。

美国著名记者休·塞迪曾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多次在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时，对他进行专访。他认为，肯尼迪能够在民主党初选中胜出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于战争的亲身经历赢得了大部分美国民众的共鸣；相比之下，他的初选竞争对手休伯特·汉弗莱则在二战期间没有参加战斗，由于色盲和疝气，他被陆军和海军拒绝了。

塞迪说到，“如果我必须要在肯尼迪的经历中选出对他领导能力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他亲历战争后对战争的恐惧，他能够深刻理解现代战争对个人、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打击，而且对这些极其反感。这段经历比他在其他诸多问题上的公开观点更加深刻。”

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声称：“火炬已经传递给了新一代美国人，我们同时经历过战争和之后艰苦的和平年代的磨炼，我们对这份古老的遗产感到自豪，不愿目睹也不会允许这个国家再被慢慢摧毁。”

在影响人们决策经历的核心因素中，时代最重要，但“地域差异”也非常重要。

华尔街著名投资人豪泽尔提到，相对于美国，欧盟经济体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下行保护、以及储蓄净值导向。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欧洲经济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要么就是在经历崩溃，要么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缝隙中艰难重建。而这两次大战，几乎摧毁了欧洲大部分居民的毕生积蓄。但对美国来说，虽然战争导致很多人丧生，但战争是美国经济的福音。

在1945年之后的几年里，德国和日本都出现过人道主义危机。二战结束后，德国农场每天生产的食物只能为每位德国国民提供1000卡路里的热量；几乎同时，日本也在20世纪40年代末发生过饥荒，因此政府制定了降低出生率的政策。目前德国、日本所经历的人口负增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那段饥荒所导致的小家庭的文化偏好。豪泽尔总结到，“我们不能奢望，这些发展经历大相径庭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持相似的观点。”

如果经历是影响人们投资决策的核心因素，那么，拥有哪一类经历的投资群体会更有钱?是经历过股灾，拥有保守特质的老手？还是未经历过下行周期、愿意承担更大风险的新手？那些殿堂级的投资大师，是否拥有独特的方法，超越个人的经历和心理创伤，具备创造财富和保护财富的完美投资交叉点？

在下一期的【泉果探照灯】栏目中，将会汇编华尔街投资人就这一议题的更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