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当前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及全球各主要货币未来的走势将如何？中国应采取怎样的金融政策以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基金报记者专访了人民币汇率研究领域专家，第一届中国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委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人民币前景看好

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市场化

中国基金报：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接连贬值，其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

管涛：今年人民币兑美元的调整，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之一，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美利差收敛甚至倒挂。随着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扩大，中美负利差也不断走扩。其次，是利差和避险情绪驱动下，美元指数走强，一直在110点的水平反复震荡。再就是年初地缘政治事件引发的避险资金操作。内部因素则是，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影响了经济的恢复和出口前景。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今年人民币调整的幅度较大，如果明年我们能够在美联储继续紧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更加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用好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同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的合理增长，保持经济复苏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就将对外资形成新的吸引力，人民币可能会重新走出一波上升行情。因此我认为，今年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受到了短期因素影响，不是长期的趋势。

未来，人民币汇率涨跌不取决于美元强弱，也不取决于中美利差，而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我们如何贯彻落实二十大会议精神，实质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稳健增长，是影响未来汇率走势的关键因素。只要我们妥善应对地缘政治冲突，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下找好自己的定位，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合理增长，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稳定，我对人民币未来的走势是有信心的。

中国基金报：人民币汇率近年来的大幅波动是否恰恰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汇率形成机制日趋成熟？

管涛：是的，今年前十个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最大振幅是13.9%，收盘价最大振幅是15.8%，为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最大，这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市场化。而且，汇率弹性的增加，有助于发挥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进而保障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也有助于减轻对资本外汇管理手段的依赖，这将从根本上提振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尽管截至目前，人民币汇率创了十多年的新低，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新的限制资本流出的措施，只是推出了一些宏观审慎和鼓励资本流入的政策。所以，我们要扩大金融开放，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要有一个灵活的汇率政策。

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正当其时

中国基金报：汇率大幅波动，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有何积极意义？需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管涛：市场上一直有对冲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的需求，在国际市场上早已有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只是无本金交割的期货。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推出标准化人民币外汇期货产品，可以方便中小微企业参与，为他们提供对冲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工具。现在无论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有很多交易都是在离岸市场完成的。我们对于离岸的外汇市场既没有监管也没有数据，既不知道人家的仓位和价格，也无法掌握交割时间，这是非常被动的。

随着人民币跨境交易和使用越来越广泛和频繁，我们应该有一个在岸的处于监管之下的场内外汇期货交易市场。

中国基金报：中国正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在立足自身的同时，须在稳中求进中创造出更大规模、更加畅通的人民币国际大循环。您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建议？

管涛：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推动高水平开放。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二十大报告的提法是“有序推进”，较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稳慎推进”更积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是要由内而外。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今年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世纪疫情冲击和百年变局演进。下一步，我们应该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加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国内外的经验看，经济强则货币强。只有既讲求“量”又讲求“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

第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当前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是有其内在缺陷的。美国无论是推出还是退出量化宽松，都会对海外市场带来较大的溢出影响，加之美国不时滥用金融制裁手段，对于信用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较大伤害。面对短期外部因素的扰动，中国一直保持正常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了人民币稳定的实际购买力——我们国内物价基本保持稳定。保持人民币稳定的实际购买力，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的吸引力，对人民币国际化是长期利好。我们应该按照“十四五”规划的部署，加快建设现代财税和金融体制，严守财政货币纪律，保持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才能更好地享受资本流动、汇率浮动带来的好处。

第三，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人民币国际化除了贸易项目的开放，还有金融项目的开放。中国拥有具深度、广度和流动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是很重要的。特别要拥有一个完善的国债市场——毕竟国债是无风险资产的定价之锚。接下来还要进一步和国际规则接轨，力争实现制度型对外开放。

第四，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化货币，首先要保持足够的流动性。除了建设有深度、广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很重要的就是资本跨境的可自由流动。目前我们资本项下只实现了部分可兑换，距离完全可兑换还有一定差距。当然我们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为了开放而开放，还是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去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第五，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例如，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让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更便利、更安全、成本更低。还应加快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使得人民币成为一个24小时连续运转的市场。还要加强一些软实力的建设等。

第六，努力培育市场需求。国际货币体系有个特点，就是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人民币属于新兴的国际化货币。这方面不能完全靠政策推动，需要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主动去培育这个市场，挖掘市场潜力。当前我们的跨境贸易结算中，人民币结算占比仍处于不足20%的较低水平，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较低。因此，我们应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从以量取胜转为以质取胜，提高非价格竞争力。

美元本位货币体系存缺陷

明年警惕黑天鹅或灰犀牛

中国基金报：当前第三轮美元超级周期正在深度冲击欧洲、日本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美元是否会跌落神坛？

管涛：上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非货币化，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汇兑本位转变为美元本位的信用体系。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其内在缺陷，即美国经济政策难以同时兼顾经济对内对外的平衡。在美元依然作为国际主要甚至是中心货币（也称关键货币）的情况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对内优先，基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增加就业和金融稳定情况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其无论是推出还是退出量化宽松，都会对海外市场带来较大的溢出影响。

2008年次贷危机爆之后，大家开始反思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过去十多年时间，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乏善可陈，仍是一超多强的格局，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近期，美国为控制国内通胀连连大幅加息，无法顾及强美元周期对全球资本的虹吸效应。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额累计达1.15万亿美元，同比增加44%，已超去年全年总额，创1978年同期有数据以来新高。在利差和避险情绪驱动下，国际资本在加速回流美国。

这一波强势美元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巨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30%的新兴市场国家和60%的低收入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接近于发生债务危机。强势美元给发达经济带来的影响更大。美联储编制的广义美元指数今年前十个月升了10%，对发达经济体货币升了14%，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只涨了8%。英镑、日元都跌了百分之二三十。

尽管对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诸多不满，但是，迄今国际社会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中国只需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想着人民币国际化要挑战谁取代谁，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进程，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稳步推进。

国际货币体系分三个层次：中心货币是美元，其他发达国家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等为次中心货币，其他国家货币为外围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近期目标应是从外围货币发展成为次中心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