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分三国，已经承平日久的中华大地，再次被连天的烽火取代。三国之间的争斗，除了战场兵将之间的刀光剑影，大帐内谋士的运筹帷幄，彼此间的货币金融战，也是激烈角逐的隐秘战场。

在上期我们提到，刘备在关键的入蜀之战中，为了激励军队意志，掏空了府库奖励士兵，结果自己绷不住了，陷入了“创业未半，花光预算”的绝境……

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蜀国的“凯恩斯”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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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曾写道，“子初孝直，若亡一人则汉室难兴”。其中的子初，指的就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尚书令刘巴。

要说刘巴这个人，和当代年轻人有不少相似之处，100斤的体重里都至少埋着80斤的反骨。

刘巴是个性格耿直的湖南娃（刘巴出身荆州零陵郡烝阳县，相当于如今的湖南省衡阳县、邵东县一带），是个官N代，和诸葛亮算是发小，两人常常纵论天下形势，相谈甚欢；还曾经数次拒绝过刘表的征召——别问，问就是没看上。

建安十三年，曹操征伐荆州，刘表病逝，刘琮继位，当时刘备仓皇南逃，诸葛亮、伊籍、马良等诸多荆州名士都跟随刘备走了，唯独刘巴，虽然和刘备都姓刘，却并不待见这位“本家”，非要做“逆行者”，北上追随自己心中的明主曹操。

后来因为赤壁之战和曹操走散了，连发小诸葛亮都亲自写信劝刘巴留下一起帮帮刘皇叔，匡扶汉室；但刘巴还是不为所动，试图“千里走单骑”回到心爱的曹老板身边。直到最后因缘际会，实在跑不走了，才勉强留在刘备身边。

为此，刘备一度非常憎恨刘巴，但很快，当刘备真正见识到刘巴能力的时候，就“真香”了。

可能就是因为有着80多斤的反骨，刘巴常常能跳出思维定势看问题。当府库空虚的刘备一边嗷嗷待哺，一边嚎啕大哭时，刘巴给了他出了个主意——造大钱。

刘巴是少有的跳出当时对金钱的思维定势的天才。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钱财是固定的，你用的多了，其他人的就少了。

但刘巴敏锐地意识到，在让钱保值的前提下，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才是刺激经济的核心要素。

于是一种很新的大钱——“直百五铢”出现了，重量是原来五铢币的4倍，“直”通假“值”，意思是五铢还是五铢，但官方规定它价值等于100枚原来的五铢币。

加量也加价的直百五铢按理说是贬值了25倍，这应该也会很快导致通货膨胀，但关键在于吸取董卓教训后，刘备采纳了刘巴的一条建议——“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刘巴显然是通晓经济理论的，起码知道通货膨胀，以跟随刘备入蜀的士兵们暴富，掌握大量财物为前提，一方面发行大额的钱币，另一方面规定物价，让官吏亲自出面维护管理市面。

即让市场物价稳定，并派人设置官方市场交易。

回到刘备的手段，士兵从府库里掏出的值钱古董，大多是百姓间没法交易的，既说不好多少钱，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他们也需要变现渠道。于是，刘备用直百五铢去回购那些值钱的金银财宝以做军资，同时向士兵们保证，可以使用这些直百五铢在官市上以稳定物价消费。

另外，在古代官市交易的物品里，不是专营的盐铁，就是奢侈品，民间市场也很难接触得到。

所以，在那个当下，皆大欢喜。

根据《三国志》里的记载，只用了数月的时间，刘备的府库就满满当当的了。

说明这个货币政策的初期，确实短时间内丰富了军备，并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通货膨胀，像一种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

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有一个观点是：在现今的政治制度下，政府支出和名义货币供给都握在政府手中，所以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控制经济。

即便政治制度不同，但刘巴的这番操作，还真能看出一些凯恩斯的影子，可以说已经初探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门槛。开一个不严谨的玩笑，刘巴算是把本家刘皇叔勉强推上了“古代经济学之叔”的神坛。

直百五铢稳定的购买力也使得它的价值在民间逐渐被认可，流通变大。不过，超发货币的后果总需要人承担。刘皇叔想要接着奏乐接着舞，就需要依靠诸葛亮的效用。一直“人财备出”是不现实的。

【释义】养人的钱财是刘备靠印钱出的。

诸葛亮想将早期直百五铢带来的通货膨胀压低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里，并尽可能把影响与别国分担。

借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诸葛亮一系列政策的核心在于——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

通货膨胀代表物价水平上升，价格涨了。从供需关系的层面去理解价格涨了就是“求大于供”。

假设我们用两个恋爱的小人代表“供”和“求”，最美好的爱情当然是双向奔赴，小人在一起，达到供求平衡。

如果“求”小人比较优秀，为了双方在感情中认知平衡，“供”小人就要努力提升自己，在后面追一追了。

可是，如果“求”小人过于优秀，高不可攀的“供”小人怎么努力都求之不得，最后只能渐行渐远了。

类似地，适度的通货膨胀意味着适度的供不应求，为了努努力使“供”追上“求”达到平衡，市场才会被“刺激”，自行去想想办法怎么发展。

在《言锦教》中，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大意是“打仗的物资都要靠蜀锦了。”

蜀锦在当时是蜀区特产的布料，是一种高档贵族的奢侈品，可以在蜀国官市中以直百五铢交易。所以按诸葛亮的设想，蜀锦的贸易出口收入是提高军备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后汉书·左慈传》中记载曹操曾“遣人到蜀买锦”。

蜀锦在各国的贵族圈里是“刚需”，魏国曹操曾经专门派人去蜀国买蜀锦，后来发现身边的人都对蜀锦太上头了，甚至还下令戒过“蜀锦”。

东吴的士大夫们也十分喜欢蜀锦，在魏、吴国的考古中都发现过大量直百五铢和蜀锦。尽管无法确认蜀锦的销售占蜀国收入的多少，但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于对外贸易的重视，类似的，还有蜀盐的出口。

同时，蜀国在诸葛亮的引领下，还有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纺织业和商业正名、开辟蜀道打开自由商业交易市场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加快了发展同时也增加了蜀国的信用。

本质上，那个时候的直百五铢已经是一种虚值货币，购买力与本身含铜量多少无关，它的价值在于“随时可在官市使用”这一项蜀国的信用背书。有一些现代信用货币的影子了。

但具体能信多少？

只能说：微信。

蜀国之后的战乱，导致政策的长远效果无法追溯，后期的直百五铢也开始减重（最轻薄的，不足0.8克），直到后面甚至改材料铜为铁铸造。尽管根据记载，直百五铢一直到隋朝仍在使用，但无法确认是按足额使用，还是按含铜重量计算价值。

董卓版劣质五铢钱的滥发是压垮东汉货币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蜀国，吴、魏两国也被迫逼出了自己的货币政策。

曹操的中原地区受董卓的影响是最大的。

曹操本人是带点怀旧情节的，想过再恢复五铢钱的使用，但当时太久不铸钱，而且经济崩坏导致市面上货物也不多，铸了币也没地方用。

即便有“孟德思旧”的思想，也只能做罢。

【释义】曹孟德非常怀旧，希望恢复旧时五铢钱的使用。（取法国启蒙时代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谐音。）

另外，那个时候的百姓没有像现代人一样被绑死在贸易上，家里有田，心中不慌。是真正可以做到：“无必要不花钱，暴打消费主义”的。

他们不在乎谁是经济学“之父”，压根就可以告别“支付”，很快就重回了以物易物的模式，互相交换满足必需品就好。

后来曹操也不是没努力过，试图强行恢复五铢钱的使用，但七个月就失败了。只能公开废弃货币，推行用实物谷帛来征收赋税的方法，一直实行到曹操儿子魏文帝时代。

到曹操孙子魏明帝时，事情变得不对劲了，明帝发现人们开始在交税赋的稻谷里浇水增重，还把布匹做的薄一些凑数。

这下很难不“曹之过急”，再次恢复魏五铢的铸造流通——得益于中原经济的复苏，这次就一直流通下去了。

【释义】形容曹家人很急。

东吴孙权那边的政策就很粗暴了，见到刘皇叔在蜀国发大钱的成效，他也发，“叔途同归”嘛。

【释义】学刘皇叔做一样的事，期待获得同样的结果。

但是，孙权只学到了皮毛，从大泉五百开始（“泉”译为“钱”，大泉五百意思是一枚当五百个五铢钱），十年间发了接连发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但类似刘备在蜀国对应的信用平价措施，孙权啥也没做。

这些大泉的使用范围倒是比直百五铢更广了，天地银行都能用，用来陪葬一点不心疼。

老百姓对这类看似以国家信用发布的货币理解核心就一句话：你这钱能换到啥。买不了啥，就啥也不是。

所以根据《晋书·食货志》记载：“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

十年后，孙权终于知道了百姓认为这钱不方便，根本不用，才下令停止铸造。从此之后，东吴也渐渐回到了钱币和布帛等共同流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