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张地图上，如果你站在第九大道的位置向西看，仅凭肉眼的感觉，你会觉得第十到第十一大道的距离，与第十一大道到芝加哥的距离差不多，与芝加哥到日本的距离也差不多。

经济学家塞勒将这种“离了个大谱”的感觉称为“有欠缺的预测（判断）能力”。

在行为经济学领域，这种案例并不罕见。

塞勒自己就在这上面吃过大亏，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授，他差点被愤怒的学生们赶下台……

在一次期中考试里，塞勒的原意是通过试卷的难度设计，把学生分成“熟练掌握课程”、“基本掌握知识点”，和“根本没理解我在教啥”三组，因此其中就有一些较难的题目。

塞勒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学生们——很！不！满！意！

总分100的考试，平均分只有72，说出去不好听啊。

由于学生们对教授的期末评语影响着塞勒的工作，预计到学生反应的他还提前“狡辩”了一下：

大意是具体的平均分值高低对成绩没有影响，最终留在成绩单上的，是以A、B、C、D划分的等级，达到平均分意味着B或B+，只有低于50分才可能达不到C，只是极少数。

然而，依然没能改变学生们愤怒的事实。

塞勒不想丢了工作，又不想惯着学生降低题目难度，接下来的考试中，他大笔一挥，把总分从100改成了137。

这次考试中平均分达到了96分，许多学生的分数都超过了100，说出去十分好听。可实际上，若按百分制换算，平均分只有70分，意味着试卷甚至比之前还难，真就再没有学生抱怨过试卷难度。

塞勒只是简单改了下总分，就轻松拿捏了学生的情绪。

近200年后，即便费雪在1930年的《利息理论》中用无差异曲线表示在特定的市场利率条件下，一个人会如何就他在两个时间点上的消费做出选择，解释了理性经济人应该怎么做。

但费雪依旧很费解，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屋顶漏了，贫穷农民却不愿修理，也无法理解周六晚上回家路上的工人挡不住酒吧的诱惑。

很长一段时间，主流经济学家跟费雪一样费解。

塞勒则敏锐地发现，这个现象背后，都是关于“自我控制”的因素，农民的想法很简单：下雨时再怎么修，他也无法让屋顶不漏水，天晴时修，屋顶不漏水，根本不用修，懒一天是一天。

工人的想法也很简单：周六是发薪日，有钱了，来啊放纵啊。

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说明。

泰德和马修两个人都是网球迷，他俩运气不错，都抽中了一张温网的比赛门票，可以在三个时间兑换。

A.明天初赛的门票

B.明年半决赛的门票

C.后年决赛的门票

考虑到比赛越往后越精彩，如果初赛、半决赛和决赛都发生在最近几天，泰德和马修都可以获得A：100u，B：150u，C：180u的快乐。

*u，即util，是经济学家信手拈来的用于度量效用或快乐的单位。

但一想到真实的半决赛和决赛得在明后年才能选择，泰德和马修就不快乐了，快乐就“贬值”了。他俩预期中的贬值程度还不一样。这里萨缪尔森用贴现值来计算。

对于泰德，他情绪稳定，快乐每年恒定“贬值”10%（即贴现率为10%），对他来说，他现在赋予未来比赛的贴现值为：

A.明天初赛的门票，贴现值为100u；

B.明年半决赛的门票，贴现值为150x（1-10%）u，即135u；

C.后年决赛的门票，贴现值为180x（1-10%）x（1-10%）u，即146u。

所以，为了快乐最大化，泰德会选择后年决赛的门票。而且一年后，如果再问泰德，他依然会选决赛门票，因为即使在1年后的时间节点上，C的快乐为180x（1-10%）u，是162u，仍然比B高。

从始至终，泰德都不会改变他的选择。

马修呢，他情绪就没那么稳定了，有事直接发疯。

什么比赛要我等一年？快乐“贬值”30%（即贴现率为30%）！

什么比赛要我等两年？不过一年都等了，好像也没那么不可接受了，第二年的快乐就“贬值”10%吧（即贴现率为10%）！

对他来说，他现在赋予未来比赛的贴现值为：

A.明天初赛的门票，贴现值为100u；

B.明年半决赛的门票，贴现值为150x（1-30%）u，即105u；

C.后年决赛的门票，贴现值为180x（1-30%）x（1-10%）u，即113u。

所以，为了快乐最大化，在当下的时间，马修和泰德一样会选择决赛的门票。

但一年后如果再问马修，他就改主意了，因为在1年后的时间节点上，C的快乐为180x（1-30%）u，是126u，低于B的150u。马修会改选半决赛门票。

马修就属于自我控制不太稳定的一类，对时间的偏好不一致。如果用“从第九大道看世界”那张图类比，马修从纽约向西看，他无法分辨是中国远还是日本远。但如果他到了东京，就会发现从东京到上海的距离比从纽约到芝加哥还远。

《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大海上有一群由女子组成的摇滚乐队叫塞壬女妖，别人唱歌要钱，她们唱歌要命。没有哪个水手能抵挡住她们美妙歌声的诱惑，听一声就成为粉丝，多听几句就成粉末——最终都会被歌声吸开着船撞向岩石，难逃一死。

一个叫奥德修斯的偏偏不认命，又想听歌又想保命，于是草药女神喀耳刻给他想了一招。

1. 他让水手用蜡封住耳朵，确保水手们不会听到塞壬女妖们的歌声。

2. 他让水手们把他绑在桅杆上，这样他既能听到歌声，又不会因禁不住诱惑而送命。

这还真让他成了！这个故事里展现了面对自我控制问题时可以使用的两个方法：

1. 对水手来说，移除会诱使他们送命的因素，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2. 对奥德修斯来说，他选择了“承诺策略”，限制自己的选择，以防止自我毁灭。

塞勒认为，从本质上说，自我控制意味着冲突。就像探戈舞一样，（至少）要两个人才能跳，这意味着心里有两个“我”。于是，塞勒建立了双重自我模型。

他提出，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内心之中，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具有前瞻性的“计划者”，他关心未来并且有很好的打算；另一个是不顾一切的“行动者”，他具有激情，只活在当下，会对摆在面前的事物做出反应，不断消费直到满足为止。

内心两个“我”的角色关系十分类似“委托—代理”的工作模式。委托人（计划者）是老板，通常是一家公司的所有者，代理人（行动者）则是老板授权做事的人。在一家公司中，代理人知道的比委托人多，但委托人如果监视代理人的所有行为，代价就会很高，情势也会变得十分紧张。在这种模型中，代理人尽可能付出最小的努力去赚到最多的钱。相应地，公司会采取一系列规定和手段（比如激励方案和记账系统），尽可能降低因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成本。

在我们的内心决策中，代理人是一组寿命很短的行动者，享受当下，不关心未来。计划者奉行利他主义，在意一系列可以从行动者那里获得的效用。计划者希望所有行动者从整体上越快乐越好，但也要对行动者的行为实施一定的控制。

于是，计划者就有两套方法来影响行动者的行为——可用奖惩措施来影响行动者决定，但同时将决定权留给行动者；他还可以实施强制性措施，比如承诺策略，来限制行动者的选择。

一次邀请朋友聚餐时，塞勒在餐前拿出一大碗腰果让大家垫垫肚子。

看到大家把大半碗腰果都吃下了下肚，塞勒赶紧拿走了腰果，以防影响正餐的食欲。

客人们对塞勒的做法都感到很高兴。

在场的一位经济学家，模拟了一段这样的学术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