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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依然拥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

3月20日，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圆桌会，会上，易纲就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发表最新看法。

易纲强调，我国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我们需要珍惜和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先看本次易纲讲话要点：

1、我们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 

2、中国的货币政策处于正常区间，在提供流动性和合适的利率水平方面具有空间。

3、货币政策既要关注总量，也要关注结构，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 

4、货币政策需要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在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的同时，抑制金融风险的滋生和积累。

5、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这样巨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 

6、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一方面，这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这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空间和传导渠道，扰动经济增速、生产率等变量，导致评估货币政策立场更为复杂。 

7、央行正在与欧方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国际趋同，争取年内出台一套共同的分类标准。 

8、正在研究在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货币政策方面，正在研究通过优惠利率、绿色专项再贷款等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 

9、外汇储备投资方面，将继续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配置，控制投资高碳资产，在投资风险管理框架中纳入气候风险因素。 

10、央行已经指导试点金融机构测算项目的碳排放量，评估项目的气候、环境风险；已按季评价银行绿色信贷情况，正在研究评价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的业绩。

我国利率水平适中

疫情以来，相比于发达国家主要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货币政策的放松显得较为克制谨慎。易纲表示，我们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我们需要珍惜和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当前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在10%左右，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2%，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为2.2%。202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易纲认为，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处于正常区间，在提供流动性和合适的利率水平方面具有空间。

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适用力度，以期实现对特定经济领域的精准滴灌。易纲也表示，货币政策既要关注总量，也要关注结构，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在保持流动性总体合理充裕的基础上，货币政策能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定向支持作用。

易纲还表示，货币政策需要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营造适宜的环境。总体看，当前，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海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引关注 警惕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主要国家央行的职能出现一定扩容，不再仅关注货币政策，也从宏观审慎的角度出发统筹考虑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中国亦是如此。易纲对此表示，货币政策需要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在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的同时，抑制金融风险的滋生和积累。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央行年度工作会议明确，要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在本周末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不少学者、金融机构高管都提醒要警惕发达国家宽松政策调整的外溢影响，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的压力。

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全球经济复苏并不稳定，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超常规政策形成长期潜在影响。全球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采取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扭曲了传统资源配置和投资估值，增加了市场波动和信用违约概率。金融风险高关联问题更加凸显，金融风险顺沿网络链条快速传播，产生市场共振的可能性加大。

“金融机构应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强化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应建立强大风险管理体系应对各类外溢风险。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预判，持续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体系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高数字化风控水平。”陈四清称。

中国银行拟任行长刘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表示，要特别关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依然在加大。当前一些国家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在上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股市位于高位，金融市场非理性繁荣背后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背离。

近期，巴西、土耳其和俄罗斯央行先后超预期加息，不少观点认为，今年以来，随着市场对通胀预期的提升，引发美债收益率显著上升，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外流压力再度凸显，一些国家面临被动加息的风险。

江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屈庆表示，展望未来，美国经济复苏叠加美联储维持宽松态度，美债利率上行趋势短期内仍难以扭转，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的趋势大概率仍将延续，叠加大宗商品价格易上难下推升通胀，未来或将有更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被动加息风险，对全球经济的潜在拖累值得警惕。对国内而言，由于我国经济领先全球率先复苏，货币政策也已提前边际收紧，人民币汇率走势相对平稳。而中美利差仍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人民币资产持续吸引外资流入，资本流出风险也相对可控，因此央行被动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可控。不过仍需警惕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

绿色转型在维护金融稳定、实施货币政策上面临新课题

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约合2万亿美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约合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

易纲认为，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

第一，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这样巨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

第二，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国际研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极端天气等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同时，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一方面，这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这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空间和传导渠道，扰动经济增速、生产率等变量，导致评估货币政策立场更为复杂。这是在维护金融稳定、实施货币政策上面临的新课题。

围绕上述两方面要求，易纲透露，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

具体来说，将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二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三是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五是深化国际合作。

附：易纲讲话全文

用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圆桌会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

很高兴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首先我要感谢卢迈秘书长的邀请，感谢他在过去二十年来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做出的贡献。今天我主要就中国货币政策和绿色金融和大家分享一些观点和看法。

首先我来讲讲近年来中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做法。第一，我们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我们需要珍惜和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当前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在10%左右，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2%，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为2.2%。202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处于正常区间，在提供流动性和合适的利率水平方面具有空间。第二，货币政策既要关注总量，也要关注结构，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在保持流动性总体合理充裕的基础上，货币政策能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定向支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实施了多项措施，有效帮助中小企业维护就业稳定。第三，货币政策需要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在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的同时，抑制金融风险的滋生和积累。第四，货币政策需要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营造适宜的环境。总体看，当前，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绿色金融方面，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积极成效。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约合2万亿美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约合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认为，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

第一，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这样巨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

第二，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国际研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极端天气等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同时，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一方面，这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这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空间和传导渠道，扰动经济增速、生产率等变量，导致评估货币政策立场更为复杂。这是在维护金融稳定、实施货币政策上面临的新课题。

围绕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我想重点提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金融标准是识别绿色经济活动、引导资金准确投向绿色项目的基础。人民银行在2015年、2018年分别制定了针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准，即将完成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删除化石能源相关内容。同时，我们正在与欧方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国际趋同，争取年内出台一套共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在G20下也将讨论这一问题。

二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目前，银行间市场绿色金融债已经要求按季度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同时金融机构需要报送绿色信贷的资金使用情况和投向。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在已有试点的基础上，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统一披露标准。

三是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金融稳定方面，我们正在研究在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货币政策方面，正在研究通过优惠利率、绿色专项再贷款等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外汇储备投资方面，将继续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配置，控制投资高碳资产，在投资风险管理框架中纳入气候风险因素。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中国金融机构在积极行动。工商银行把环境与社会风险合规要求纳入投融资全流程管理。中国银行正在研究开展环境风险压力测试。此外，近期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碳中和债，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具有碳减排效益的清洁能源等项目。人民银行已经指导试点金融机构测算项目的碳排放量，评估项目的气候、环境风险；已按季评价银行绿色信贷情况，正在研究评价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的业绩。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2016年，人民银行在我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发起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并担任联合主席，为凝聚绿色金融国际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G20主席国意大利重启研究小组，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共同担任联合主席。我们将与意大利、美国和其他G20成员加强协调，讨论制定推进可持续金融的总体路线图，推动各方就信息报告和披露、绿色分类标准等需要加强国际协调的重点议题进行讨论。

同时，人民银行将继续在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多边机制下深化国际合作。我们将继续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增强他们支持自身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总体看，金融体系可以在支持绿色转型、管理气候相关风险上发挥积极作用。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更加积极主动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支持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