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第111个国际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由新财富学院和全景网联合主办的“她时代·她力量”系列主题活动，在深圳、上海、广州、佛山四地同步举办。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杰出席深圳场活动，并进行了“董事会女性多样化”的主题分享。
以下为现场实录。
高尔基曾说，如果没有母亲，既不会有诗人，也不会有英雄；冰心说，假如世界上没有女人，这世界将会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我再加两句，也将失去十分之八的笑，还有十分之九的消费，“三驾马车”就会“散架”。所以，女性十分重要。今天，我以《道德经》当中的“以天下之至柔，弛聘天下之至坚”为题，跟大家做个分享。
国内外均关注董事会多元化议题
2020年11月27日，在第二届董事会多样性论坛上，有12家投资机构、11家上市公司在中国率先发起了“香蜜湖女性董事倡议”，一边是上市公司的自愿承诺，一边是投资机构的强力推动，要求提升上市公司董事会女性占比，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自愿将“性别多元化”作为年报信息披露的内容，承诺到2021年底公司中必须有1名女性董事，到2023年底有30%的女性高管，到2025年底女性董事比重达到20%。这一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天也有14家上市公司响应该倡议，让我们对首批25家机构以及今天响应倡议的14家上市公司表示敬意。
2020年12月1日，纳斯达克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一份董事会多元化提案，建议要求上市公司至少有两名多元化董事（1名自认为是女性的董事，1名少数族裔或LGBTQ）。这也体现了全世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取向，对社会运动的直接反应。
2021年2月9日，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发布了“错失机遇——论香港董事会成员性别多样化”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过去十年间香港女性董事比例增长缓慢，仅从 10.5％增至14.2％；并呼吁在未来六年时间内，将香港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比例提升至30%。
董事会多元化的缘起
为什么我会关心董事会多元化问题？自2005年开始，我就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因为当年我的工作主要是培育培训企业上市，受到几个案例的触动而开始关注。2006年，我在深圳市政协做了一个大会发言，提出深圳要率先推行社会责任，2007年，深圳也成为国内首个发布意见的地方政府。此后，在全国或地方参政议政平台上，我先后就国企履行社会责任、责任投资与碳交易、绿色证券、绿色中国、社会责任立法、节制资本、碳中和、个人生活方式转变、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到政府工作后，我推动制定了社会影响力投资政策，发起了香蜜湖共识，引导辖内机构加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等等。可以说，董事会多元化这一话题与我多年来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
什么是董事会多元化?广义上，董事会多元化是指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方面，尽可能呈现多元化特征，除了女性数量或比例外，还包括年龄、种族、教育背景、专业技能、国籍等方面的多元化。狭义上，主要是指性别多元化。
董事会多元化的第一个缘起是“性别平等与反歧视”。
1995年，在北京怀柔召开了世界妇女大会，并发表著名的《北京宣言》。2020年10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已成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管理水平，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2015年，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同签署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可持续发展目标替代“千年目标”，即2030年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17项目标，其中第5个就是性别平等。
2018年，国务院批复深圳作为国内首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重点是探索解决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治理支撑力不足的问题，性别平等属于社会治理范畴，这也是中央赋予深圳的光荣使命。
董事会多元化的第二个缘起是CSR（企业社会责任）与ESG要求。
谈企业社会责任，就不得不提到ISO 26000。上个世纪90年代，资本市场曾提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口号，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现在看来则不完全正确。除了股东利益以外，企业还要考虑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1987年国际标准组织发布了ISO9000，1997年发布了ISO14000，到2010年发布ISO26000，2010年10月发布的ISO 26000，标志着组织管理的重心从过去“质量导向”竞争变为“环境导向”竞争，再到“全面责任”竞争。
2015年6月，中国在借鉴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发布了自己的标准，即社会责任指南GB/T 36000，GB是国标，T是推荐，也要求企业促进妇女平等工作机会，以及在高级岗位中占有更平等的比例。
2006年，深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7年，上交所也鼓励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在全球有三种模式，其中大家用得最多的是GRI指标，这套指标也有对性别多元化进行披露的要求。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2018年6月起，所有纳入MSCI指数的A股公司将接受ESG测评。S就包括员工权益保护、社区关系、供应链管理以及就业机会平等事项。
董事会多元化的第三个缘起是深圳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定位。
先行示范区对深圳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先锋，深圳也是目前全国第一对性别平等予以立法的城市，2013年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其中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性别歧视，给予男女两性同等重视，保障男女两性享有同等机会、获得同等资源、得到同等发展。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女性代表，并逐步提高女性代表的比例。
最近深圳拟定的金融业“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着力打造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可持续金融包括绿色金融和社会影响力金融。当前，深圳已经涌现出一批社会影响力金融的最佳实践，如建行的“创业者港湾”，平安信托的“慈善共同基金”，微信支付的跨境汇款，微民保险的“药神保”，金蝶征信的微贷平台等。同时，深圳也逐步形成政府推动、公益界组织、学界建言、业界践行的良好生态。
女性董事话题是国际共识，是城市外交新名片，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新亮点。去年11月，UNDP驻华代表白雅婷女士就亲临女性董事倡议活动现场，并发表主旨演讲。
第四个缘起是改善公司治理的需要。
从理论与实践看，越来越多的文献和人士认为，“多元化”可以提高董事会决策水平，改善公司与投资者、外部团体及顾客的关系，直接提高公司的绩效等，大家可能也有所体会。
董事会多元化的规范与意义
第二部分介绍董事会多元化的规范与意义，国际上到底怎样要求董事会多元化？目前全球主要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是法律强制，立法规定必须要用女董事，以及要用几个女董事。现在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是北欧，瑞典要求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达到40%的女性配额，否则罚款，或不予注册，或者解散；德国2016年起要求大企业的高管和董事女性占比要达到30%，印度2016年起要求董事会要有一名女性董事，否则罚款。美国加州立法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到2019年底至少有一名女性，2021年有五名董事会成员的公司至少有两名女性，而有六名或以上董事的公司必须包括三名或以上的女性，从运行情况看，到2019年底，加州有45%的公司达到要求，有47%的公司未提交多样性报告，仍有8%的公司没有设置女性董事，将面临10万美元的处罚。
第二种方法是“不遵守就解释”的监管规则：主要是通过修订上市规则、公司治理守则、信息披露规则等，要求上市公司等披露“董事多元化”政策。若上市公司不遵守，就应该做出相应解释。
第三种是“公司签署公开承诺”的自愿方式，这类方式主要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发起。如在英国，一群企业家自发成立了“30% Club”，力求增加英国企业的女性董事比例，并希望达到30%的目标；在澳大利亚，公司董事协会推出了“启导计划”，让资深的上市公司主席与具有卓越才华和合乎资格的女性建立师徒关系。
第四种是投资机构的驱动，即股东积极主义。如道富基金明确倡议增加女性董事席位，并且对其投资511家没有女性董事的董事会投下反对票；贝莱德宣布其投资的公司必须至少有两位女性董事，如果没有达到，就不买它的股票。
董事会多元化在各国的现状和意义
接下来给大家报告一下董事会多元化在全球的现状。2018年德勤全球发布的49个国家8648家公司的董事会性别多元化报告显示，在全球各地的企业董事会中，女性比例占到16.9%，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的比例为5.3%；欧洲的女性董事水平最高的，女性董事占比最高的前20名国家，欧洲国家占了11席；美国企业的女董事占比为 18%。总体而言，亚洲女性董事占比水平不高，香港14.2%，日本仅 5.2%（东证100指数12.9%）,韩国占比2.4%。报告中，中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的比例是10.6%，与我们统计的12.9%有所偏差，我想这与选样有关。
董事会多元化的意义在哪里？
第一是提高决策水平，特别是特定行业必须要有女董事。一个家庭的购买行为大约80%是由女性主导。所以，家具、零售、银行、服装、餐饮、旅游等行业最好要有女性董事。
第二是有助于公司的规范运作，降低企业的风险水平。女性董事更能理解一些企业员工及顾客所关注的问题，或是提出一些影响公司声誉的问题，如健康、安全和环保等，从而改进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女性董事较多的公司，召开董事会的频率更高一些，男性董事出席会议的记录更为良好，女性也更愿意鼓励会计师、律师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保障董事会的规范运作；此外，女性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其行为会更加谨慎，女性的风险规避偏好有助于帮助公司避免和克服金融危机。
第三，有助于促进公司创新，改善投资者关系。有研究以创业板为对象，发现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科技与电信行业的企业而言，正面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提高女性董事的参与度，也有助于拓展客户和业务资源，改善与投资者、外部团体、政府等机构的关系，提升公司的社会责任感知。
目前，民企上市公司女性多元化要好于国企，沪深300的企业比重也不高，女性董事的比例为9.98%；上证180的比例为9.34%；深证100的比例为12.95%。截至2020年底，深圳333家上市公司中，有80%是民企，上海的这一比例是69%，北京是61%。
当然，中国的董事会多元化与欧美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很多公司还没有认识到改善公司治理的积极意义。因此，我的最后一个思考是，学界能否开展更多董事会多元化的相关学术性与实证研究。比如，我们梳理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债券违约的28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发现，有10家没有女性董事，占比达到36%。女性董事比例和企业风险管理之间有没有关联?学界可以开展更多的学术性与实证研究。我也期待国资管理部门可以发文，引导国有企业践行董事会多元化战略。
由上市公司、投资机构发起《香蜜湖女性董事倡议》，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期待今后各方能有更多的实践和探索，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