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千万人口城市的中心城区慢慢变“老”了。

目前，各地陆续发布2021年统计年鉴。2020年，重庆的渝中区，北京东城区、西城区，苏州姑苏区，成都的锦江区等均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

截止到2020年，我国一共有18个千万人口城市，分别为重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成都、郑州、杭州、武汉、哈尔滨、苏州、临沂、东莞、石家庄、西安、长沙和青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千万人口城市中，中心城区获取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压力较大，加上较高的生活成本，不少城市中心城区率先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现象，青年人口流向郊区的趋势明显，郊区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也明显更高。

整体来看，未来千万人口城市进一步老龄化将难以避免。目前，一些城市的户籍人口已经出现自然负增长，比如2020年重庆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4.87万人，北京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4.14万。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未来看，人口持续流向千万人口城市、年轻人向郊区聚集的趋势将不会改变，这要求千万人口城市做好相应规划，要在市郊逐步配备足够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还要打通郊区和市中心的轨道交通，使人员流动更便捷。

千万人口城市如何应对老龄化

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重庆户籍人口高达3412.71万人，不过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4.87万人，自然增长率-1.42‰。

2020年，重庆的常住人口为3201.42万人，是千万人口城市中唯一一个户籍人口多于常住人口的城市，这意味着当地处于人口流出的状态。长期的人口流出导致老龄化水平较高，与此同时也造成当地整体老年抚养比偏高。从常住人口来看，重庆老年抚养比已经达到25.48，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北京2021年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常住人口出生率为6.98‰，死亡率4.59‰，自然人口增长率2.39‰。北京的常住人口自然增长，主要是由非户籍人口带动的，户籍人口已经在2020年出现自然负增长。具体来看，2020年，北京户籍人口出生116892人，死亡158304人，自然人口变动-41412人。2020年，从市外将户籍迁入北京的达到171362人，将户籍从北京迁往市外的66049人，户籍人口的机械变动高达105313人。这意味着从外地流入的年轻人改善了北京的人口结构，提升了整体的自然增长率。

在东莞和深圳，人口尤其是处于劳动年龄的青年人口流入，对于当地人口结构的影响更大。2020年，深圳与东莞的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均不超过30%，两地也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最低的地区，深圳仅为3.22%，东莞为3.54%。

此外，广州的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在千万人口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三位，占比52.75%，当地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仅为7.82%。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宽松的落户门槛、整体经济发达等，都是北京和珠三角千万人口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的关键因素。未来，千万人口城市要加快发展，仍需在软硬件等各方面创造更好条件，吸引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流入。

在北方，老年人口占比较低的千万人口城市是郑州，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8.98%。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人口聚集受益于多个因素：河南接近1亿人的“人口腹地”，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发达的交通，城镇化的持续发力。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从2010年到2020年，郑州的常住人口增速达到46.1%。

未来，郑州要继续吸引较多人口流入，需要继续加快城镇化建设，要充分发展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条件。在产业方面，需要“两手抓”基础制造业与新兴制造业，并发展高端服务业。如果能在吸引人口之外，吸引更多高端人才流入，郑州的城市发展将进一步受益。

除了上述四个城市之外，其他14个千万人口城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0%，部分城市如重庆、上海、哈尔滨、天津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可以预见的是，其他千万人口城市也将陆续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各大城市尤其是千万人口城市，要做好应对措施，一方面，应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宜业环境，鼓励生育并吸引更多人口流入；另一方面，应当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针对老年人口的需求进行改造提升，打造“宜老适老”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养老产业。

年轻人流向郊区

目前，一些经济颇具活力的城市，比如杭州、东莞近年来都吸引了不少人口迁入并落户。根据统计年鉴，以杭州为例，从2018年到2020年，杭州净迁入户籍人口分别达155444人、159010人和147573人。相对来说，哈尔滨尽管也是省会城市，但统计年鉴显示，2019年净迁入哈尔滨的人口仅为2912人。

各个千万人口对于迁移人口的吸引力不一，而从城市的市区来看，中心区和郊区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也有了明显差异。在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年轻人向郊区“迁徙”已经成为趋势，这使得市中心老龄化不断提升。

如果观察北京各个区的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发现市中心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出现自然人口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大兴区和昌平区，自然人口增长率达到5.13‰和4.71‰，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提出，北京呈现中心城区老龄化程度高、郊区相对较低的分布特征。

苏州、成都、重庆等城市也出现部分中心区自然人口负增长的局面。以苏州为例，2020年，苏州姑苏区的户籍人口出生4724人，死亡6733人，自然增长人数-2009人，自然增长率-2.7‰。从苏州统计年鉴显示的总和生育率来看，姑苏区的自然增长率不仅最近数年持续下跌，而且跌幅超过苏州市平均水平。

从育龄妇女的数量，也可以窥见苏州姑苏区青年人口流出的趋势。2016年，苏州市区的育龄妇女数量为79.46万，2020年这一数据上涨到81.77万。但是，姑苏区2016年育龄妇女数量为15.01万，2020年却下降到14.2万。

户籍人口负增长的重庆，中心城区渝中区的自然人口负增长更为严重。2020年，渝中区自然人口增长率为-14.67‰。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向郊区迁移，与中心城区相对更高的生活成本密切相关。相对来说，对于医疗设施更为依赖的老年人口，更容易留在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中心城区。

青年人口向郊区流动，这是一个市场机制下的选择行为，也不乏政策上的推动。比如，广州实行“差别化落户”的政策，在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落户的学历条件将由全日制本科降至全日制大专。

2021年12月20日，《广东省新型城镇规划（2021-2035年）的通知》正式印发，也提出调整完善广州、深圳两个超大城市的落户政策， 鼓励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区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中心城区应加快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更适宜老年人口生活，同时应加强郊区的公共服务建设，尤其是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在更多年轻人涌入的郊区，随着青年人口结婚生子，对于基础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更为迫切，郊区要留住人口，急需补上教育等方面的“短板”。在郊区与中心城区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的趋势下，人口的流动与分布将更为合理，有利于缓解城市各类公共服务资源的紧缺程度，也更有利于城市健康发展。

21世纪经济研究认为，由于具备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未来千万人口城市仍有能力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但是，如何权衡“大城市病”与人口涌入带来的红利，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实现外来人口安居乐业，将是对千万人口城市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