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日前接受了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的专访。对于证券行业，杨成长认为，随着注册制推广，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容，A股总市值去年已经达到90万亿左右的水平，是全球第二大的市场。未来增量市场发展将越来越慢，存量业务开拓将成为券商业务的重点，交易等轻资产业务也是必须关注的重点。

杨成长表示，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已经连续实施多年，可以把一些长期持续、已经成熟的做法通过立法等方式固定下来，提高市场预期的稳定性。此外，他还关注，目前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但是存在收支周期不匹配等问题，可以通过跨周期平衡，跨地区平衡，跨项目平衡的方式，提高土地财政收入使用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

注册制推动A股进入超大规模市场

从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开始，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而A股的全面注册制也提上了日程。对于注册制对资本市场和证券行业的影响，杨成长认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就是中国A股市场已经成为超大规模市场。

“因为去年年底 A股市场的市值已经突破90多万亿，债券现在将近140多万亿，股票加债券就有240多万亿，已经超过了银行贷款总规模。”杨成长表示。

他表示，市场规模变化会对证券公司的业务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随着市场规模大，存量业务的规模也随之增大，券商会把存量业务的优化作为重点，进行存量业务的盘活，而不是简单关注增量业务。比如，A股市场开户数已经到达2亿，后面的增速显然会变缓，财富管理等存量业务就会变得重要。

第二，注册制改革之下，上市的入口变宽，券商保荐承销业务机会增多的同时风险也在增加。从市场来看，随着新股供应增加，新股不再稀缺，新股上市首日跌破发行价的情况显著增多。

第三，在超大规模市场上，市场与市场之间，场内场外之间、股债衍生品之间交易的层次性必然非常丰富，就会使得市场与市场之间这种交易机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两年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所有证券公司的机构交易业务在快速增长，现在部分证券公司机构交易业务占比已经达到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这是非常突出的变化。

第四，市场对证券公司能力要求产生了变化。过往证券公司往往在争夺业务机会。比如，投行项目可能通过公关的方式获得。但是现在随着业务量变大，交易结构复杂，对证券公司风险管控能力、产业链研究能力、科技理解力、数字经济的理解力进一步提高。比如，对于一些未盈利企业或者微利企业如何定价，如何发行都对券商有较高的要求。

第五，中国股市近两三年虽然也有波动，但是指数的大涨大跌情况减少了很多，指数波动性变小，机构性机会成为主流。以往市场往往把结构性机会当作短期机会，但是现在的主要机会就是结构性机会。

“一个超大存量的市场，要实现指数全面上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市场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热点结构的不断转化。”杨成长说。

杨成长表示，“这些都是近两年在注册制引领下的资本市场改革带来的一些变化”。不过，他也指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仅只能依赖于改革，发展一定是证券市场、产业和科技的联动。近几年资本市场发展较好，也是实体经济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双碳、数字经济、专精特新等都是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资本市场提供了新的研究和投资的热点。

中小企业减税降费规范化、法制化和常态化

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规范化、法制化和常态化是杨成长今年在两会期间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

杨成长认为，近几年来，为了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已经连续多年减税降费，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强预期，每年市场主体都很盼望着减税降费，如果力度不够就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影响。

杨成长表示，年年减税降费，实际上影响到税制稳定性、严肃性。此外，减税降费尽管是宏观上看，每年都千亿甚至上万亿减掉了，但是到微观层面感受不是非常明显。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在连续多年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要考虑怎么让减税降费更加地法制化、常态化，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个长期稳定的可预期税制环境。”杨成长说。

同时，杨成长还建议将税、费严格分开对待，税不能随意变动，但是费可以减免力度强一些，五险一金、社会保障等费用不可以随便变更。

“我觉得要把去年当中一些长期的、持续的、已经成熟的做法把它固定下来。”杨成长说。

土地财政收入支出需要再平衡

“我还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地方土地财政收入支出方式问题，地方的土地财政收入去年已经达到9万亿，相当于国家税收一半。”杨成长说，但是随着房地产的和人口的形势变化，土地财政收入不可能一直持续增加。但是土地收入是有些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地方城投债、专项债还本付息重要的资金来源。所以土地财政收入不仅仅土地财政收入本身，它还会影响地方债务收入。

杨成长表示，在过往的制度下，土地财政收入周期上存在一些不匹配，需要当年收入当年支出。但是土地财政收入的支出实际上具有长期性，并不是当年就可以完成的简单买卖过程。比如，土地上的人动拆迁出去后，后续还要这些人的生活安排以及由此产生的费用。

另外，土地财政收入区域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他表示，东部地区一个市的土地财政收入可能就是西部一个省的土地财政收入。东西部土地的价差太大，导致各地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分布极度不均。某些东部中心城市土地财政收入形势特别好，但是中西部一些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太少，发展困难，导致有项目没资金，债务高企两极分化。

“所以，我建议在土地财政收入方式上要进行三个再平衡：一个是要跨周期平衡，当年土地财政收入并不一定要当年支出，要留一部分以后来支出；第二国家对全国土地财政收入来进行跨地区平衡，比如把土地收入的20%集中起来用于对西部进行转移，使得城市发展更加均衡；第三是跨项目平衡，把土地财政收入用于公共财政支出，特别是社会保障民生支出。这方面已经有一些零散做法，但是目前还不规范。”杨成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