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正在爆发，发达国家也面临债务问题

首先是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今年5月，世界银行调低了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至2.9%，此前是4.1%。世界银行将美国的增长从原来的3.7%下调到2.5%，将欧元区的增长从此前的4.2%下调到2.5%，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原来预测的5.1%下调到4.3%。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传统的认识，全球经济低于3%，意味着全球陷入衰退的状态，所以全球经济衰退是现实。”朱光耀表示。

其次是全球性的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特别是供应链的稳定已经造成严重的冲击。

第三是全球债务危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2021年全球债务总额30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57%，其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公共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显示，2021年公共财政赤字为8.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是9%。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加息缩表，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进一步的公共财政债务压力。对于外债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外部融资环境的急剧收缩使其汇率贬值、输入性通胀压力上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面临艰难的选择取舍。”朱光耀表示。

朱光耀举例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新兴市场国家，三分之二的低收入国家正陷入债务困境，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危机正在积累爆发过程中，斯里兰卡就是突出的一例，但是绝不是唯一的一例。

朱光耀认为，发达国家经济体现在也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问题。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总额占发达国家GDP的比重已上升至130%，财政赤字突破限制：2021年度，美国的财政赤字是12.4%，日本是9.4%，德国是3.7%，英国是14.5%，法国是6.5%，意大利是9.5%。

面对这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系统性危机，中国该怎么办？

朱光耀认为，首先是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尽快使经济增长回到潜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5%-6%的增长水平。同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巩固好经济发展的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努力争取实现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央行原行长戴相龙：今年GDP增长可能超过4.5％，明年可适当扩大财政赤字

戴相龙介绍，对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在1994年前是“计划增长目标”，1995年称之为“宏观调控目标”，1999年后一直称为“预期增长目标”。今年经济预期增长目标是5.5%左右。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长4.8%，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上海、北京等地出现，加上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二季度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到0.4％。

戴相龙表示，但当前疫情已控制住，各地各部门正在落实促进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其中，地方政府发行的3.5万亿元的专项债券和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发1.1万亿元贷款，重点用于各项基本建设，这些投资的增加将降低房地产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压力。

消费和进出口方面，下半年居民消费会比去年大幅度增加。美国和西方各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进口需求扩大，人民币相对贬值，这将促使我国下半年进出口和顺差比去年增加。

戴相龙建议，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要相衔接，争取今年经济增长取得较好成，明年增长超过今年。要完善与“房住不炒”相适应的房地产业发展政策，支持城乡居民对住房的合理需求。

戴相龙表示，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提出“房住不炒”，有关部门相应调整房地政策，住房从金融属性为主开始向居住属性为主转移。在此过程中，出现房地产业投资下降、房企债务违约增加、“炒房客”财富缩水的现象，这是难免的。但是，我国不会出现美国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对购房自住者影响也不大。

对于当前房地产困境，他提出如下建议：增强发展我国房地产业的信心，保持房价总体稳定；住房贷款要对住房的梯度需求进行支持；三是开辟多种住房融资渠道。

戴相龙还建议，要尽早研究明年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争取明年经济增长超过今年。今年我国赤字率按2.8％左右安排，累计国债占GDP的48％，远低于全球60％的一般要求。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平衡的需要，建议明年可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并把这项政策列为今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一项内容。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不能回归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要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增长动能转换

王一鸣表示，推动经济稳定恢复，既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也要预留跨周期政策空间。当前推动经济运行回归正常轨道，宏观政策既要有力有效，也不能透支未来，加重后期的债务负担，更不能回归债务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稳增长的实施路径，要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增长动能的转换。

王一鸣认为，这一轮经济的恢复情况与2020年有四大不同，经济恢复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上半年消费同比下降了0.7%，虽然6月增速转正，但是增幅仍然较低，这跟收入增长放缓分不开。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仅增长0.8%，家庭支出更趋谨慎。

投资方面，制造业投资前期增势比较强劲，但是随着能源、用工成本上升，上半年制造业投资比一季度回落了5.2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还在回调之中，基建投资在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支撑下保持较快增长，但还是受到项目储备、地方财政配套能力和清理隐性债务方面的约束。

二是微观主体行为也在发生变化。持续两年多的疫情消耗了比较多的储备，所以部分企业资产负债表受损、市场主体的承受力也在减弱。企业决策更加短期化，投资的风险偏好下降，居民家庭消费更趋谨慎。

第三，经济恢复的动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2020年一季度GDP负增长6.8%，二季度转正到3.2%，非常强劲。除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之外，还得益于数字经济的逆势上扬，房地产行业还对经济有比较大的拉动，以及国内疫情率先得到控制后外贸出口强劲回升。而本轮经济恢复，这些动力都有相应的变化，比如平台经济增势减弱、房地产持续低迷、出口扩张的空间正在收窄。

第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当前全球通胀水平持续攀升，美国6月份CPI达到9.1%。在这种超预期通胀的背景下，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加大了加息力度，滞胀和经济衰退的风险也在大幅上升。这对外部市场需求形成收缩效应，中国稳定外需的难度明显增加。此外，主要经济体的紧缩政策还会通过资本流动和汇率等渠道来影响中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压政策空间。

王一鸣表示，我们不仅要着眼于下半年，还要着眼于明年，要有一个中期视角。当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阶段，这个转换过程还没有完全完成。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我们增速逐步放缓，主要是供给侧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但现在面临需求侧的变化，主要是人口的老龄化：去年人口净增48万，人口总量达峰，需求侧新常态的影响也会显现。

基于以上变化，王一鸣建议，下半年要在继续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基础上协同推进宏观调节和动力转换。政策着力点应转向更大力度的扩大国内需求，转向增强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转向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第一,扩大内需需要继续发挥投资对经济恢复的关键性作用。当前增加有效投资仍是加快经济恢复的关键。除了落实好交通、水利、市政管网等基建投资和民生补短板的投资项目外，重点是推进“十四五”规划确定的102项重大项目建设，同时还要拓展新的投资空间，包括适度超前布局5G数据中心等新基建。

第二,要增强消费持续扩大的内生动力。当前采取了一些阶段性的措施，比如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鼓励家电以旧换新等。这些措施短期效应比较明显，但会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下一步的消费，应该有中长期的措施，比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

第三，要加快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此外，要推出一些提振市场信心的改革和政策举措。当前尤为重要的是研究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王一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