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12月14日出台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扩内需都是当下经济领域的重点话题。在此次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重点谈到对扩内需战略的理解。

刘元春指出，采取超常的扩张政策已经形成共识，包括发行特别国债与3%以上的赤字率来支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采取结构性宽松和总量稳健的方式支持稳健货币政策精准有力；加大重点产业建设和布局保证产业政策兼顾安全与发展；加大对于科技的投入，尤其是研发投入强度保证聚焦自立自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重大冲击以筑牢民生防线。

刘元春提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的要求下，明年可预期的是M2（广义货币）同比增速将会达到11.5%左右的水平，对于支持流动性是比较充分的。

刘元春认为，要在消费和投资两端形成一个相契合的刺激政策方案。具体包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对此指出，从中央经济工作会的表述看，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宏观协调配合格局可有多种。

为何现在愈发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李扬看来，这是因为政府债务融资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未来若干年内，政府作为投资的主体的作用将更加凸显。于是，外赤字融资，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极为重要的任务。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金融部门要帮助财政部门筹资。”

李扬表示，政府进行赤字融资，央行不可能袖手旁观，通常会通过二级市场交易，间接给予支持。但举凡购债的规模、期限、时机、交易对手等等的选择，均由央行决定。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央行与财政存在这相当大的协商空间。所谓财政货币政策给协调配合，关键就在这个领域。

李扬还建议，鉴于国债兼有金融与财政双重属性，国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应考虑政府赤字融资的需要，还应充分考虑货币金融部门正常运行的需要，更要考虑其综合的宏观影响。有必要在财政、金融两部门之上设立常设性专门机构，并建立常设机制，专司国债政策，协调两大宏观调控部门的关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对此表示，常态化监管的目标应该是企业怎样为高质量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白重恩指出，监管和企业社会责任是密不可分的，对企业进行监管的目的是为了让企业更好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企业自身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承担社会责任，社会的监督也会推动企业更好承担社会责任。所以，监管的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应该是基于高质量发展。

白重恩表示，垄断数字经济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天生就必须规模大，才有生存价值。不应该限制平台企业的规模，规模大才有效。但规模大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对社会不利的影响，因此要分清楚一个企业的规模和垄断地位的不同，不应该限制规模，而应该抑制垄断行为。

白重恩认为，监管应出台一些披露措施，让企业更好承担社会责任，包括平衡监管与创新，将监管决策留在专业部门，做好数字确权的监管，企业要有承担社会责任和监管合作的战略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在此次论坛上，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碳减排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但在中长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王信指出，在短期内，绿色投资增量不一定能抵消高碳投资萎缩规模。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传统高碳行业萎缩或转型。同时，新兴绿色行业短期内投资、生产规模有限，带动产业链相关投资乘数效应较小，可能不足以弥补传统高碳行业投资减少。同时，高碳产品的出口也将受到抑制。

展望中长期，王信表示，绿色低碳转型可在中长期促进经济增长。随着各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大量投资和技术进步，将带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低碳转型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可弥补高碳行业调整带来的岗位损失，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他进一步指出，降碳减排会减少高碳行业就业，但对总就业影响有限。而低碳产业劳动力吸纳能力更强，可能使工作岗位净增加。研究显示，每投资100万美元，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领域可创造7.49个工作岗位，而化石燃料领域仅创造2.75个工作岗位。此外，包括绿色金融、转型金融体系本身在内的低碳转型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也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