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国鹭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邱华炳是厦门大学财金系教授，他很早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金融知识，读过很多经济学、金融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在成长之初就近距离接触到许多之后的金融业界人士。

邱国鹭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财金系，1996年留学美国，获经济学、金融学双硕士。1999年加入韦奇资本管理公司，因工作出色，2004年底成为公司合伙人。2005年，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出一番事业的邱国鹭，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放弃当时60亿美元管理规模的韦奇资本公司的股权，与另外两个合伙人创立奥泰尔领航者对冲基金。因为独立运作一家公司牵扯精力较多，很难专注于投资，加之邱国鹭后来获得一家800亿美元规模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因此，他在2007年选择在该机构设立的普林瑟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平台上运作。2008年，尽管金融风暴来袭，但因为充分对冲风险，邱国鹭管理的产品仍获得了两位数的正收益，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行业中初露头角。

2008年10月，在次贷危机的疾风暴雨中，在A股最低迷的时刻，邱国鹭选择回国发展，加盟南方基金管理公司，任投资总监。

回国之初，邱国鹭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学习，快速了解中国市场，除了每周要看几十篇报告，他也读了很多书，做了大量的上市公司调研。因此，从美国对冲基金到国内公募基金，从美股到A股，他没有水土不服，甚至更加得心应手。2009年底，在南方基金2010年投资策略会上，他提出2010年十大预言，后来大部分得到应验，他也成为业界和媒体关注的人物。当时，国内微博正在兴起，邱国鹭在微博中记录对投资的观察和思考，以生动简洁的语言，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得到投资者的追捧和认可，有几篇长微博更有三四千次转发和三四百万次阅读。他将这些文章集结成《投资中最简单的事》一书，广受好评。

在负责公司投资管理工作的同时，邱国鹭也兼任基金经理，并获得了出色的业绩。2010年，邱国鹭开始管理南方基金旗下光大2号等多只专户产品，到2014年辞职，在4年存续期内，光大2号获得了优异的业绩。

2014年初，邱国鹭辞去南方基金的职务，着手打造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任董事长兼CEO，之后陆续加入高毅资产的几位合伙人皆为业内优秀的基金经理，引人关注。2015年，股市暴涨暴跌，高毅资产经受住了考验，在股市暴跌时旗下产品回撤较小，并且在当年7、8月份市场最低迷的时期逆市发行产品。在2016年、2017年蓝筹股行情中，高毅资产整体获得了相当出色的业绩，得到了渠道和投资者的认可，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快速增长，成为国内排名前列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2018年以来，股市大幅震荡，但根据第三方公布的数据看，高毅资产整体业绩仍然保持平稳，在大型私募基金中居于前列。

回国十年，邱国鹭用自己的实践，用高毅资产的实践，证明了价值投资在中国的有效性。

打造高毅资产  跟对的人在一起做对的事

中国基金报记者：为什么考虑做一个高毅这样的平台？高毅为什么能够茁壮成长？

邱国鹭：一个基金经理要创业是很艰辛的，开门七件事，一件也不能少。我在美国创业时深有感触，后来找了一个平台，分一部分收益给它，我的生活质量、成功概率、研究深度、投资敏锐度都大大提高。

因此，我再次创业时，就想打造一个这样的平台。我自己是基金经理，在别的平台上做过，我知道基金经理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我在美国工作过的3家公司都是合伙制的，我知道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利益应该怎么分配。

合伙人之间相互投缘、和睦相处最重要。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另外几位合伙人，他们人品很好，投资能力也很强。如果说高毅过去三四年取得了一点成绩，主要是他们的功劳，我只是刚好跟对的人在一起做了一件对的事。

我们有6个很资深的基金经理，几乎对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两个人比较懂，大家取长补短，对我们认识世界、认识市场都很有好处。

我们的特点是共同研究，可以有很多的争论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很多事情搞明白。我们很少争论市场走向或个股涨跌，我们争论的都是行业和公司的基本面，行业以后会怎么改变，哪家公司更有竞争力，哪家公司的战略是对的，哪家公司管理层品质更好。

中国基金报记者：正如你所说，高毅的每个合伙人都很优秀，他们以后有没有可能也自己创业？

邱国鹭：每个资产管理公司都可能存在这个问题。高毅的好处是，第一，机制比较到位，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业绩分成机制、奖金递延机制，都考虑到了公司的延续性；第二，核心还在于公司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以基金经理为核心，基金经理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也有个人的独立子品牌；最后是人品，刚好我们遇到的合伙人的人品都很好，合伙人之间相处得也很好，感觉都比较舒服。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优秀的投资人都财务自由了，不会为了财务的原因去委曲求全，一定得让每个人都满意。完全满意不可能，但还是能找到比较合理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基金报记者：高毅成立以来业绩优秀，得到了渠道和客户的认可，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你们有没有压力？

邱国鹭：高毅是定位于平台式的公司，是以基金经理为核心的，由基金经理自己决定产品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关闭，公司会充分尊重基金经理本人的意愿。过去一年多，高毅陆续有不同的基金经理封闭申购自己管理的产品，现在大多数基金经理的大多数产品都封闭申购了，高毅的规模过去半年也比较稳定。

2017年全年我只发过一篇全公司范围的电子邮件，其中讲了三种冲突如何处理：第一，当公司利益跟客户利益冲突的时候，客户利益优先；第二，当业务拓展跟合规冲突的时候，合规优先；第三，当规模跟业绩冲突的时候，业绩优先。这是资产管理公司都会碰到的三个问题。

高毅的公司管理很扁平，也很简单，去年全年只开过两次全公司大会，一次是合规培训，另一次是年终总结。在去年业绩规模“双丰收”的情况下，在年底总结中，我们成绩只总结了三分钟，问题谈了三小时。翻开历史，我们会看到很多一时暴红的资产管理公司，也深知，在市场上一时的成功很容易，但持久的成功是很难的。

资产管理行业要成功，首先是要有好的机制，吸引到优秀的人才，才能创造优秀的业绩，然后才是理想的规模，这是合理的顺序。如果通过各种营销手段直接去追求规模，短期可能有一些效果，但长期来看是没有持续性的。

从技术上讲，高毅的几个合伙人从业经验都比较丰富，都有管理大资金的经验和能力，投资风格也是偏左侧投资，提前进提前出，容量比较大。我们经常都是买早了或卖早了，买完继续跌，卖完继续涨，特别是逆向投资，买的是人家不要的东西，基本是你想买多少就有多少。有的公司，你现在一天买十个亿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大家都在卖，2016年1月份你去买白酒股，也是要多少有多少，即使基金规模大一些，对投资的影响也不大。

中国基金报记者：为什么会参与创立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

邱国鹭：资产管理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怎么招募人才、培训人才、激励人才、挽留人才，是公司的重中之重。招募人才方面，高毅还是有点号召力，我们的基金经理都很优秀，对人才也比较有吸引力。激励方面，我们成立之初就想得很清楚，也很成熟，挽留跟激励基本到位。接下来就是培训，怎么培训人才？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由高瓴资本创办，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任名誉理事长，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任理事长，我担任院长。一年招二十几个学员，去年有近1000人报名，学员都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一线投研人员，有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研究员，还有股权投资人士，他们平均有5~8年投资经验，甚至个别有二三十年投资经验，完全可以来当老师。

具体的课程，主要由高瓴讲一级市场，高毅讲二级市场。合伙人讲自己擅长的东西，比如张磊讲零售行业，高瓴TMT合伙人讲TMT，邓晓峰讲通信行业，冯柳讲消费品行业，也会在外面请一些资深专家来讲课。每个月会布置一个课题，分成4个小组，研究不同的样本，做2~4个案例分析，研究一些我们普遍比较关注的问题，如新能源、电动车、新零售等。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的定位是后MBA，因为学员基本都读过硕士，又有实践经验，讲的都是比较贴近实践的。学制两年，第一年是学习，上10次课，第二年是实践，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以期学以致用。

一些学生的履历、经验不亚于我，在许多方面可以当我的老师，所以，大家是亦师亦友，互为师友。过去一年，我从这些学员身上学到非常多东西，平常很难有机会听老师们系统地讲课，几乎每次课我都会去听。高毅的研究员可以跟着一起旁听学习，对高毅形成系统性培养人才的氛围也有帮助。

对股市前景不悲观  贸易摩擦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

中国基金报记者：目前大家对股市比较悲观，你怎么看？

邱国鹭：未来永远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不确定性是你知道的，有些不确定性是你不知道的。一个市场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是估值泡沫，像2007年或2015年上半年，估值太高，下跌起来会很猛，其他时间基本是波动，目前是处在波动阶段的后期，估值已经比较低了。

第二是基本面有大的恶化，原来赚钱的公司，现在不赚钱了，或者经济有大的调整，出现经济衰退或崩盘。但即使把贸易摩擦考虑进去，中国经济也不会崩盘，因为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经过5年漫长而充分的调整，中间有五十几个月PPI是负增长，PPI是工业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为负说明企业有巨大的压力，因此，这5年的洗牌是比较充分的。2016年、2017年以来的复苏相对比较温和，库存不高，过剩产能不多，基本面泡沫不大，不太可能突然出现断崖式下跌。

第三是央行大幅收紧流动性，资金成本迅速提高，这也不太可能，今年已3次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称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央行投放也大幅增加，政策正逐渐放松。

这是我们对股市前景不悲观的主要原因。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对中美贸易摩擦如何看？

邱国鹭：我不是专家，很难具体去讲中美贸易摩擦会怎么演化，但我们要知道底线在哪里。中国有非常大的本土市场，产业链布局比较完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1/3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外，我们没有很严重的外债，又是高储蓄率的国家，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

日本跟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打了20年的贸易战，这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到后期，日本人均GDP已经接近并超过美国，它们两个经济体有直接的竞争，而美国的人均GDP现在是中国的四五倍，所以中美经济还是有互补性的。大家不要看到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出口一个iPhone手机给美国1000美元，中国的附加值并不多，但体现的即是1000美元的顺差。

在供应链早已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发展到不可收拾，在一定范围内双方应该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和妥协。当然，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漫长，中间回合会比较多。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对中国经济如何看？

邱国鹭：我一贯是偏乐观的。说到底，中国经济是在增长的，股市虽然涨涨跌跌，但有一部分上市公司还是不错的，买好公司长期看会有不错的回报。政府手上有很多牌，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的迹象，政策就会开始放松。很多人都只看到负债率，也应该看资产端，中国政府拥有土地和国企，资产端还是有较多资源的。

大家还有点担心地方债，我认为也是可控的。中央如果想救，肯定救得了，目前只是想打破一下刚兑，但都在风险可控制的范围内。去杠杆是手段，防风险才是目的，不可能为了防风险，弄出更大的风险，虽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政府是很谨慎的，不要低估执政者的智慧。

很多问题看起来很大，但都有解决的余地，中国现在GDP是80万亿元，经济还是很有韧性的，不像一些小经济体，没有抗风险能力。

中国基金报记者：在目前的行情下，你会怎么操作？你看好什么行业？

邱国鹭：对于股市，不必太悲观。很多上市公司的估值，基本上是反映了对中国经济特别悲观的一种预期，比如金融股。

港股中很多金融股估值已非常低，一些金融股的市净率已低于0.5，比2008年美国金融股的估值还要低，这反映了一种极为悲观的预期。为什么便宜是硬道理？因为便宜反映了一种非常悲观的预期，未来超预期的概率就很大。从有些金融股的估值看，似乎中国经济一塌糊涂，银行的坏账要到10%以上。实际上，我们关注到银行的坏账过去8个季度已经持续改善，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小恶化，但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严重。

另外，银行之间分化很严重，我们最近把17家银行的会计报表做了一个深度的系统性梳理，发现不同的银行之间差别很大：首先，对坏账确认的标准差异非常大，逾期是客观的，但坏账的认定是主观的。第二是坏账的拨备，不同的银行也不一样，有的拨备是100%多，有的拨备是400%多。这是存量的概念，再看流量，过去一年，有的银行新增的拨备是新形成坏账的两三倍以上，而有的银行计提的坏账还不足以覆盖它新增的拨备。

其实，银行这几年走得并没有那么差，特别是龙头银行股，近年来就走得挺好。现在，我们只需要判断一件事，就是中国经济不会崩盘，这是胜算比较高的。

“股票不过是穿着股票外衣来参加华尔街化装舞会、长期资本回报率为12%的债券。”记住巴菲特在1977年说的这句话，也许可以帮助你多一些耐心。

无论投资还是做公司，有些人喜欢顺势而为去找风口，我们则是顺规律而为，找出不变的规律，然后顺着规律去做，不计较短期的得失，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效果就出来了。就像庖丁解牛，顺着事物的规律、原理去做比较容易，如果违反了内在规律，要进行下去会很困难。

早期经历  学霸+最早一批股民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父亲邱华炳是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家学渊源。

邱国鹭：我从小读书不算是特别努力，但学习成绩还不错，高中时参加各种竞赛，物理竞赛、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都得过福建省第一名，数学竞赛也得过奖。家里人一直觉得，我没做科研有点可惜。高中毕业统考，我是福建省第二名，因此也获得了大学保送资格。

“家学渊源”谈不上，不过，因为父亲是老师，家里书多，所以，我从小读了很多书，涉及经济学、金融学、历史等方面。在经济、金融、投资方面，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父亲，除了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引导，他的言传身教，包括他的生活、学术圈子，对我影响都很大。厦大财政金融专业很强，父亲有很多学生，应该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触资本市场的人，他们谈论的话题，我当时不一定听得懂，但也算耳濡目染吧。

可惜父亲英年早逝，今年是他去世15周年，我和我母亲、兄长一起，捐赠设立了厦门大学邱华炳教育基金会，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怀念。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股市？

邱国鹭：我很早就开始对股市感兴趣。1992年，厦门开始发老十家的股票，5块钱买一张认购证，几个月以后可以认购股票，一个身份证可以买5张认购证，我组织了一批同学和我母亲公司的同事去买，还记得，我跟同学打牌到凌晨4点多去排队。认购证本质上就是期权，而且杠杆很大，万一不能行权，也就是浪费一天亏5块钱；如果行权，可以赚1万，当时1万块都可以买间房子了。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股市和衍生品交易，算是赚了第一桶金。

中国基金报记者：1996年，你去了美国留学，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邱国鹭：去美国读研，我申请了塔夫茨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后来又申请去罗切斯特大学学习金融学，两个学校我都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经济学和金融学在国内感觉很接近，其实区别很大，经济学是偏原理、偏宏观的，是基础学科，金融学是偏数学、偏定量、偏实践的，是应用学科。

我本来的计划是攻读金融学博士，在美国，博士学位要先上两年课，再写3年论文，我完成课程、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但论文没写，拿了硕士学位就去上班，投身基金行业了。我父亲对我没读完博士一直耿耿于怀，总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现在想来，我自己也还是有点小遗憾的。

加盟私募基金5年成合伙人  价值投资第一课终生难忘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是怎样进入基金行业的？

邱国鹭：我1999年毕业，正值纳斯达克泡沫的顶峰，美国的就业情况非常好，失业率是几十年的最低点，跟现在有点像。在美国，研究生毕业后一般都先去卖方，券商研究所可能每年要招几百人，买方则很少直接从学校招毕业生，中型基金公司一般一年就招一两个人，只有年份特别好的时候，可以直接去买方，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我是当年科技股泡沫的受益者。

我去了很多公司面试，最后决定去韦奇资本。这是一家私募机构，管理资产数十亿美元，只有不到100个机构客户，在投资上也不做对冲，而是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美国有很多这样专为机构管钱的私募基金。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策略分析师兼定量分析师。做宏观、做策略要求有大局观，从整体看问题；定量则很客观，什么都要用数据、程序去测试，以前所有技术分析的指标，包括移动均线和日本蜡烛图之类的，我基本都用程序测试过，结论是大多数都不准，没法交给程序去用。实际上，股市中有很多是伪经验。正确的做法，你做10次可能对六七次；错误的做法，你做10次可能对三四次。某个人可能只经历了错误中对的那三四次，他就可能会把一些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经验。定量的好处是，能够不断测试，到底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都可以用数据去检验，这养成了我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

我工作干得也还不错，5年半提拔了3次，从研究员升到总监，再到执行副总裁，最后成为合伙人。投资就是这点好，你做了贡献都看得见。2004年底，我成为公司合伙人，拥有一部分公司股份，公司当时规模是60亿美元。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的第一个老板对你影响很大？

邱国鹭：韦奇资本的老板非常优秀，27岁就担任美国第四大银行的研究总监。他是公司创始人也是首席投资官，是铁杆的价值投资者，对我投资影响非常大。非常幸运，能够遇到他。

我刚到公司就给老板当助理，他经常给我出一些题目，教给我很多东西，从投资理念到对市场历史的研究，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书，成长得特别快。

我加入时，公司业绩已经连续5年落后于市场，公司规模也从30亿美元跌到了20亿美元。我们的客户是机构客户，主要看5～7年的滚动业绩。连续5年业绩落后，公司有很大的压力。面对纳指的疯狂，老板身上那种淡定和独立思考，还有他的坚持，让我终生难忘。当时，大家都在说“这次不同了”，他却坚定地说“这也会过去”。

2000年3月份，纳斯达克泡沫破灭。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泡沫，纳指从5000多点跌到1000点，下跌了80%，第一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股票最低跌到几毛钱。

之后的6年，从2000年到2005年，韦奇资本每年的业绩几乎都是名列前茅。

这就是我投资的第一课。这段工作经历，对我的启发，对我形成投资理念、研究方法、研究体系，至关重要。你看我现在的抗压能力比较强，因为我老板当时的淡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老板退休的时候给了我两大本过去积累的旧杂志、旧报纸的剪报，按行业分类，整理得非常好。我一进公司，他就培养我读旧杂志、旧报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现在大家整天担心中国的杠杆太高，经济会崩溃，你要去看历史上的《商业周刊》、《财富》，美国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觉得美国国将不国了，70年代担心通货膨胀，80年代担心日本赶超，后来又担心坏账，这类文章好多，总是有人对未来充满忧虑。

为什么要有历史的眼光？因为只有拉长时段，你才能够把很多事情看清楚，它的体量、重要性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才不会听风就是雨，总是生活在惶恐之中。反过来，大的危险逼近的时候，你才会敏感一些，懂得去识别它。

读旧报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助于判断卖方研究员的水平，把他3年前的报告拿出来看看，他3年前讲的故事、吹的牛，现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用？中国的卖方有一批非常优秀的研究员，只要看看历史上的报告，就很清楚。

为理想辞职到华尔街创业  2008年熊市获两位数正回报

中国基金报记者：为什么会离开韦奇资本去创业？

邱国鹭：当时我年轻气盛，觉得做一名对冲基金经理是很酷的事情，觉得自己也可以像巴菲特、索罗斯一样优秀，一心想出去闯荡，就跑去了纽约。

2005年，我与两个合伙人创设了奥泰尔领航者对冲基金。离开韦奇资本，我作为韦奇资本合伙人的股份就没有了。后来韦奇资本规模增长到100多亿美元，粗算一下，那些股份几乎是我当时全部的身家。当时还年轻，关于这些股份的价值，都没怎么想，说走就走了。

创业后，我们公司业绩还不错，但是运作很辛苦。后来，我开始跟一家规模800亿美元的金融集团合作，我到他们的普林瑟斯资本平台上去运作，他们给我出种子资本和营运资本，帮我做营销和运营。这样，我就可以专心做投资了，少操心那么多琐事，生活质量和投资的敏锐性都要强很多。我后来打造高毅资产这样一个平台，跟这段经历有关。

中国基金报记者：2008年，你投资的情况怎么样？

邱国鹭：2008年百分之七八十的对冲基金是亏钱的，因为大多数对冲基金没有充分对冲。我们是充分对冲的，所以，虽然全球股市暴跌，到2008年10月我回国时，公司还有两位数的正回报。我们当时投资了美国、加拿大、韩国和中国香港，投资策略是市场中性、国家中性，并且在同行业中做对冲，行业风险也是中性，我们买进低估值基本面扎实的公司，卖空同行业中高估值、基本面有水份的公司。打个比方，在2008年的暴跌行情中，好的白酒股肯定比一只垃圾的白酒股跌得少。

经历过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人，心态会比较好，比较淡定，对市场的过度反应，无论是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都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有时候大家动不动就很恐慌，却是市场的过度反应，像2016年初，港股的估值杀到跟2008年一样低，国企指数估值跌至50年的最低点，但2016年的状况比2008年好多了。

2008年底加盟南方基金  每周读几十篇报告快速学习

中国基金报记者：2008年10月你回到中国，加盟南方基金，当时你在美国的公司有多大规模？为什么考虑回国？

邱国鹭：我当时管理的基金已经具备可以做起来的规模了。公司最早创立的时候有另外两个合伙人，后来因为独立运作太累，我找了个平台合作，就把另外两个合伙人的股份买了下来。

我回国，一部分是家庭的原因，我父亲去世后，我想多陪陪母亲。另外，我跟高良玉总谈了几个月，高总有理想也很实干，我很认可高总和南方基金。当时中国公募基金业的管理规模不大，我觉得中国基金业的发展空间巨大。各种因缘聚合，促成了我下决心回国。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大学毕业后就去美国待了快13年，从业近10年，回到国内会不会水土不服？

邱国鹭：我刚回国时是以快速的学习来适应新环境，我读了好多书，每周都要看几十篇报告，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学习，快速了解中国市场，并且实地调研了很多上市公司。为什么国外有些优秀的基金经理来中国不一定做得好？因为理念是一回事，还得接地气，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具体的市场情况、行业情况。

我到南方基金时，上证指数从2007年最高点下跌了超过七成，在历史性低点1664点附近，大家已经完全没有信心。我看到政策已经转向，估值已经低估，所以明确提出要加仓。

2009年1月，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我提出指定性的决议要求，让基金经理加仓券商股到一定比例，因为券商股在市场见底时向上弹性最大。我在南方基金6年，这是我们投决会做过的唯一一个指定性决议。

一个策略管10年  锁定三大领域打造能力圈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回国不久就开始写微博，你强调行业格局，关注一些增速变缓但集中度提升、龙头公司利润大幅提升的行业，近10年的市场验证了你当初的判断。

邱国鹭：投资一家公司，本质上是要分享它未来现金流的一部分。行业格局清晰，胜负已分的行业，盈利的确定性很高。很多人喜欢在早期的时候去赌马，的确有人赌对，但概率很小。一项新技术出来的时候，总是群雄混战，很难分辨出谁是赢家，我愿意等到分出胜负，像《孙子兵法》中所说，胜而后求战，而不是战而后求胜。等行业集中到一定程度，前三名占据半壁以上江山，这时候谁好谁坏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不但可以投，还敢出重手。

中国基金报记者：2010年，你开始管理南方基金的专户产品光大2号，到2014年辞职，光大2号在4年存续期内业绩优异，请讲讲这一时期对净值贡献比较大的有代表性的投资案例。

邱国鹭：我在美国刚入行的时候，曾问过公司一位资深合伙人，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他说，很简单，你只要记住两条：第一，把客户的钱当作自己的钱来珍惜；第二，把二级市场的股票投资当作一级市场的实业投资来分析。

过去10年，我主要是投资一些胜负已分的行业中的一些优质公司，像一些大白马公司，经常出现在我的组合里。你要看我的组合，会觉得很无趣很乏味。大家肯定也会觉得，你过去十年八年就找了一堆大白马，没什么意思，谁都会啊。

我现在很少讲投资，因为没什么新东西，讲出来，人家会觉得这人真没新意，投资理念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投的股票也就是这些。

为什么过去10年我就这么几句话，就这么几个行业？因为我是以做实业的眼光做投资，追求的就是具有不变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它们10年前就是行业老大，现在还是行业老大。当然，要在一个善变的市场找到不变的公司，也不容易。

市场每天都在变，我们做投资，研究的却是市场背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经济规律、行业格局、供需关系和商业模式，猜测市场的情绪变化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收益，但那是不持久的。因此，投资真的很“无趣”，这是一种常态。就像那些去赌场的人，有的人是去玩的，有一晚上消费百万的贵宾室，但那些真想去赚钱的人，需要很理性很严谨，并不好玩。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能在十年八年前把这些公司找出来，还能够经常跟这些公司为伍，这一点就很难做到。你刚才说投资是一件很“无趣”的事，这个说法很新鲜，也发人深省。

邱国鹭：我是一个策略管10年，不怎么变，因为我不擅长追逐变化，更擅长在变化的现象中寻求不变的规律。

过去10年，人家问我看好什么行业，我在任何时候都是讲三大类行业：金融地产、品牌消费、先进制造。为什么呢？这几个行业符合我的标准，行业格局很清晰。我从来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等胜负已分、事情很清晰了再投资，反正总是有机会能买到，A股波动性很大，常常出现很好的买入时机。

中国基金报记者：这就是巴菲特说的“能力圈”？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对某些公司、某些行业获得超出几乎所有人的理解，这样就能够对公司未来长期的表现，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邱国鹭：每个投资人都有自己的能力边界和局限性，没有边界的能力就不是真的能力。

我不追求研究特别难的东西，而是把相对简单的东西研究得很仔细、很清晰，针对不同的行业特性，弄清决定行业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什么样的公司算好公司，什么样的价格是便宜。把很多东西想明白了，就能对行业进行估值，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便宜，什么时候是贵，就可以在公司很低估的时候，坚定买入并持有。

几个月前，桥水的达里奥来中国，媒体安排了我跟他的一个对话，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他一直说人要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但巴菲特却说投资人应该蹲在你的能力圈里面，这两个矛盾怎么解释？

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他们一个讲的是研究，一个讲的是投资。研究应该要走出舒适圈，不断挑战你的极限，但是，投资要躲在你的能力圈里面，研究的范围应该比投资的范围广。你可能研究10样东西，最后搞明白了3样，就在3样里面投，但你不能只在3样里面研究。

“熔断”时买入8只白酒股  逆向投资不是技能而是品格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特别强调估值？

邱国鹭：我是深度价值投资者，不是成长型价值，对估值的要求比较高。

我把选股简化为估值、品质、时机三个要素，时机很难掌握，我基本会淡化掉，或者通过估值去判断，便宜的时候多买，贵的时候少买，品质只要做好功课并不是太难，但品质有时候还难以判断，估值是相对最好把握的。

A股市场的好处是，往往能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很优秀的公司，像有的白酒、消费龙头公司，我们都是在市盈率10倍左右买的，还有2016年底以15倍市盈率买入某安防公司。

最近又有一批优秀公司开始变得非常便宜，因为大家又开始在恐慌，其实贸易摩擦的后果并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严重。日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跟美国打贸易战，打了20年，中国的体量比日本大得多，市场也大得多，没什么好怕的。当然，如果市场不恐慌，也没有便宜价格买到优秀公司的机会。

中国基金报记者：逆向投资的难点是什么？

邱国鹭：投资做了20年，我深深体会到“人弃我取”的道理，逆向投资是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投资领域的集大成者大多数都具有超强的逆向投资能力。

但逆向投资并不容易，经常会买点、卖点掌握不到完美。经常买早了，因为你觉得便宜，但还可能更便宜，也经常会卖早了。因为我们是要讲安全边际的，最后一段涨幅经常赚不到，没关系，我可以再去找其他更低估的东西。

市场是一个拍卖系统，最后的顶点总是最疯狂的人在定价，就跟在拍卖会上面，最后的买主肯定是那个最狂的、愿意出最高价的人。极端的价格常常是由最大的傻瓜决定的，所以，股价上涨时超涨，下跌时超跌。1999年纳斯达克泡沫时，我碰到某行为金融学教授，他自己有个对冲基金，那年卖空网络股亏了很多钱，他感叹说：我知道他们傻，但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傻。这个教授前不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逆向投资的难点，顶部和底部只是一个区域，你肯定买不到最低价也卖不到最高价，很可能抄底抄在半山腰。买早了还要能熬得住，领先两步成先烈，只要能熬得住，还是有可能成先锋的。

不在乎短期最后一跌的得失，是逆向投资者的必备素质。所以，逆向投资是最简单也最不容易学习的投资方式，因为它不是一项技能，而是一种品格，品格是无法学习的，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磨练出来。

在A股这样急功近利的市场中，能熬、愿熬的人仍然不多，因此，逆向投资在未来仍将是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

“股票不过是穿着股票外衣来参加华尔街化装舞会、长期资本回报率为12%的债券。”记住巴菲特在1977年说的这句话，也许可以帮助你多一些耐心。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入行20年，在国外、国内做投资都取得良好的业绩，你打造的高毅资产发展得也很好，你怎么评价自己？

邱国鹭：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我大量的时间都在阅读和思考。我会读很多书，读很多报告，跟很多人交流，做很多的思考。

我试图寻找普适性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投资规律和行业规律。如果说我在投资上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只是掌握了几个常识，掌握了几个一般的行业规律和基本的投资规律，然后在这些规律中不断反复应用。在很多时候，我业绩并不是特别突出，但几年累积下来却能领先大多数人，这就是我的风格吧。

高毅这几年发展得还不错，主要是其他合伙人和团队的贡献，我们也是顺着资产管理行业的规律去做，当然运气的成分也很大。

无论投资还是做公司，有些人喜欢顺势而为去找风口，我们则是顺规律而为，找出不变的规律，然后顺着规律去做，不计较短期的得失，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效果就出来了。就像庖丁解牛，顺着事物的规律、原理去做比较容易，如果违反了内在规律，要进行下去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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