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之一。

在22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中，曾发生过一件怪事：

在双子塔的南塔有一家叫KBW的投资银行，它的办公室在88楼和89楼。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场灾难之中，几乎所有88楼的员工都成功逃生了，而89楼同事却因为留在原地，而全部遇难。

这形成了一个残酷而真实的实验对照组：同一家公司，同样的人员资质，同样的环境和信息源，为什么会出现生死之间的巨大区别呢？

这里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一层的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另一层的人选择错误。核心问题是，如果我们像自己认为的那样，是能够独立做出理性决定的人，那结果不应该是每一层都有一些人撤离，一些人留下吗？

这是一个高压之下的极端案例。但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它说明，我们往往自认为是理性、明智的，但当压力来袭之时，我们往往想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 把上午6点的闹钟设成了下午6点；

· 想踩刹车却踩了油门；

· 在关键场合大脑一片空白；

· 想为自己讨个公道的时候却张口结舌；

· 说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的话……

事后我们后悔不已，迷惑不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当时是怎么了？”

这种情况在我们面对压力时尤其常见。

人为什么会做出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行为？

这个论断来自于脑科学专家尚卡尔·韦丹塔姆（Shankar Vedantam），他著有《隐藏的大脑》（Hidden Brain）一书，是哈佛大学2010年的尼曼学者，也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王牌播客主播。

尚卡尔将大脑分为意识脑和隐藏脑。

隐藏脑，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潜意识。它指的是大脑皮质表面以下的一组组神经元，用于执行一些基础功能，比如调节呼吸，熟睡翻身。但其实很多高级功能，包括阅读、计算、思维也受到潜意识的影响。

在大多数时候，隐藏脑就像个贴心的小助理，处于自动工作状态，它帮你刷牙、穿衣、煮咖啡……从不居功，也不怎么刷存在感。

这种“不走脑子”的便捷让人着迷，直到它在某些时刻，让你自动做出了“驴唇不对马嘴”的事情。你才会开始奇怪“刚才我到底在想什么？”这种行为与主观意图相背离的情况，被称为“无意识的偏见”。

高压（巨大的压力），是触发这种“无意识偏见”最为常见的导火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尤其是一些社会名流，在聚光灯和摄像头的影响下，也会说出很多傻话、错话。因为，那一刻的压力让“意识脑”不堪重负，无法完全控制“隐藏脑”的表达。

如尚卡尔所说，大脑机制与普通人相信的大脑机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我们对自身行为的理解，也许转变得悄无声息，但产生的影响却可能震天动地。

要知道，尽管我们的意识脑一直在接受教育和提升，尽量地去除偏见，但我们很难训练我们的“隐藏脑”，因为，我们的“隐藏脑”可以说是祖先从石器时代携带来的。在大脑的后台运作中，隐藏脑更接近动物本能，它懒得管那么多，只是做出最省力气（但充满偏见）的选择。

《隐藏的大脑》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极端高压下的案例——9.11灾难逃生。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即使是以理性著称的高知专业人士，在性命攸关之际，也难逃隐藏脑的挟持。这让他们的反应显得匪夷所思。

接下来说回9.11恐怖袭击中的这件怪事。

Keefe， Bruyette & Woods（KBW）是一家专门从事金融服务的投资银行，它的办公室在双子塔南塔的88楼和89楼。在灾难之中，几乎所有88楼的员工都成功逃生了，而89楼的却全部遇难了。同一家公司，同样的人员资质，同样的环境和信息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区别呢？

为了大家能更身临其境，我们做下场景重现：

9月11日早上，北塔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人们在浓烟中乱作一团，很多人跑到窗前想看得清楚一些。大厦广播告诉所有人待在原地，不要冒险撤离，以免被北塔坠落的碎片击中。

在这个时点，按兵不动听上去很合理。要知道，北塔的爆炸声、浓烟，还有飘散的纸屑，这就是你能得到的全部信息。当时离上午九点还差几分钟，很多人还在看着表，等着股市开盘。

而事情的真相是，19名劫匪劫持了四架飞机，让它们撞向美国的标志性建筑，这种想法不仅难以理解，而且超出想象。

当时，这两层楼的唯一区别是，当听到第一声爆炸时，88层的一个叫阿吉亚尔（J. J. Aguiar）的人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他跑遍整层楼，大声呼吁人们立马撤离。其实他也不知道之后还会有第二架飞机撞过来，他也是在赌。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人坚定地敦促人们撤离，就让第二个、第三个人以及后续的其他人更容易做出决定。然而遗憾的是，89楼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大家面面相觑，都选择了留下来。

事后看来，立即撤离确实是正确的选择。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一层员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另一层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每层楼的每个人都几乎做出了一致的决定。

如果人们是自己做的决定，结果不应该是每层都有一些人撤离，一些人留下吗？

社会学研究证明，当灾难发生时，人们会不自觉地把决策权交给群体。这是因为面对严重威胁时，隐藏脑中会产生一股强大的驱动力，希望与群体达成共识，从而带来一种安慰感。

这在远古时代也许行得通，比如人多的时候确实更能抵御猛兽袭击。但面对现代的重大危机则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危机的复杂性，群体中可能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发生了什么和该怎么解决。

这种寻求共识的现象在很多灾难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我们通常以为，当办公室响起警报时，人们会立马起身离开。但事实上，听到警报，人们的第一反应是——看向别人。

研究表明，此时你身在几楼并不重要。10楼的人并不一定比30楼的逃得更快。真正影响决策的是群体的数量。

因为人们的隐藏脑急需集体共识，而人群的数量越大，达成共识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大家浪费掉的本可以用于逃生时间就越多。

每次灾难过后，媒体总会追问，是否有足够的逃生通道，是否张贴了清晰的路标，是否进行了充分的防灾演练。但实际上，隐藏脑才是高压之下发挥作用的那个“傀儡师”。从这一角度看，为了能提高人们对抗灾难的能力，这两件事尤为重要:

1. 危机之中的从众并不总是明智的，不要放弃独立决策。

2. 人数多的办公室因为更难达成共识，因此需要更多的消防演习。

以上是一个危机的极端案例，但其实隐藏脑的决策并不科学，它对危机的判定只凭一个模糊的感觉。它会把让你紧张、担心的很多事情都理解为危机，并进入到寻求共识的应激状态。这种让人心跳加速的“危机感”在金融市场也很多见。

加拿大基金经理弗朗索瓦·罗森（François Rochon）在过去的25年里曾大幅跑赢了市场。他对这种现象有个有趣的定义——“部落基因”。

弗朗索瓦说，当我们感受到威胁时，这种无意识的本能必定会表现出来，例如，当股票暴跌时，投资者看到其他人的惊慌失措，就会触发这种“部落基因”，人们会为了安全感去追随“部落”，本能地随大流，卖出股票，回到现金的避风港。但部落追随者容易忽略那些反直觉的事实，比如低价抛售时可能是买入的好时机。

弗朗索瓦认为，真正优秀的投资者可能缺少“部落基因”，或者是找到了对抗这种“部落基因”的方式。他说：“不易动感情和出色的计算能力，是最有利于投资的特质”。

投资公司利珀咨询服务（Lipper Advisory Services）的总裁迈克尔·利珀（Michael Lipper）也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伟大的投资愿意孤独，愿意持有别人不看好的立场，他们内心坚守着一种很多人不具备的信念。”

“愿意孤独”让人想起巴菲特，他其实也很享受独处的静谧时光。很多时候他会独自坐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阅读年报，连窗帘都是拉着的。

因为在金融市场上，如果你的决策一直被他人看法左右，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克里斯托弗·戴维斯是戴维斯咨询公司的管理者，资产规模高达250亿美元。他曾经说过：“伟大的投资者具备的一个必要特征是，他们不会被别人的想法所左右。”

要想不被别人的想法所左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去在意别人的想法。

马修·麦克伦南（Matthew McLennan）在第一鹰（First Eagle）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着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每天你都在试图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运行的，每天你都在试图以一种有悖于常识的方式审视世界……”

据说，古老的犹太法律中有一个规定。

如果一个案子中，每个审判人员都认定嫌疑人有罪，那嫌疑人反而会被视为无罪。背后的道理是：过多的一致，意味着司法程序中存在系统性的错误。一致同意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决定。

这一规定就是基于所谓的“共识悖论”：共识越多的地方，越要小心。

在决策中，如何抵抗“部落基因”或者“隐藏脑”等看不见的暗流呢？

脑科学专家尚卡尔·韦丹塔姆在书中建议说，要调用你的理性，让意识脑和隐藏脑坐下来好好谈谈。

你不能放弃意识脑的话语权，尤其在危机之中。正如上述9.11逃生的例子，要么你去做那个唤醒“部落”去采取行动的人，要么你就只能祈祷自己身处一个明智的“部落”——88层而不是89层。

正如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说：“只要我们对其有了清晰的认识，冲动就不再是冲动”。

因为人倾向于追求共识，所以很多时候，分歧比共识更重要。因为分歧肯定是真的，而共识有可能是假的。就好像你在危机现场的88楼，你一定要重视那个分歧的声音，其中可能有逃生的选项。

就像尚卡尔在书中总结的那样。

“在生活中，理性是我们抵御无意识偏见的唯一磐石，是我们的灯塔，也是我们的救生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