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看到全球商学院正走向共同的困境——商学院可以说是大学体系中，离市场最近的学院之一，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却离实际越来越远——不仅很多研究陷入了从论文到论文的理论内循环；人才培养也缺少对现实世界的回应。”放眼全球，高校商学院几乎都有这样的“通病”。

陈方若决心破局——中国商学院如何从“跟跑”到“领跑”？

他说：“我这么多年来不断思索的命题，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解答思路——‘行业研究’或许就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做客【泉果无限对话】，分享新时代商学院的责任与担当。他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率先为商学院确定了从“行业研究”切入的战略，探索在全球“领跑”之道的心法与实践。

陈方若是全球供应链领域的知名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行业研究院院长、中银科技金融学院院长、深圳研究院院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原终身讲席教授，获得多项中国国家级人才称号，担任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奖评审委员会委员。

五年前，已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终身讲席教授的陈方若，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接棒安泰经管学院。多年国外顶级商学院求学和任职的经历，使他在中外文化的交汇中，兼具全球视野与家国担当。过去几年，在“纵横交错，知行合一”的战略指引下，陈方若带领安泰搭建学界和产业界的桥梁，在行业研究和产业趋势方面做了非常多的探索和尝试。

  以下为陈方若演讲实录精选：

1981年，我从福建宁德考到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与海洋工程系。1985年本科毕业后，我被公派留学去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

上海交大在改革开放中走得非常前卫，当时交大的校长范绪箕，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选派了38名交大学生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选什么专业？受到钱学森学长和张钟俊院士这些校园里面风云人物的影响，在我毕业时，系统工程正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科方向，于是我选择了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工学院学习系统工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及与同学的交流，我开拓了视野，研究兴趣逐步转向了决策科学领域，当时宾大的沃顿是全球最好的商学院之一，最终我在这里获得了博士学位。机缘巧合，毕业以后就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任教，在那里一工作就是25年。

2018年，我又回到了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回到了徐汇校区。

从工科背景到商学院，再经历了商学院的发展，后来有机会回到国内做商学院的院长。这样的经历，对我如今在安泰经管学院推行的改革以及与校内其他兄弟院系的合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行业研究

 我们要做的是哈佛2.0

沃顿商学院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商界人才。但我在沃顿读书的时候，一部分校友对沃顿的课程设置不太满意，提了很多意见。学生们反映，有时课堂上讲的内容与实际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是完全脱节的。

因为校友的批评与建议，商学院开始着手做调整。当时内部的教授分成两派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方坚持追求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另一方则觉得研究应该与实际更紧密地结合，开展了一场叫做“Rigor（严谨）与Relevance（务实）”的辩论。

后来课程内容有了一些改变，老师们课上讲的与实际情况恢复了点关联，但老师们的学术研究和知识创造则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这是我作为学生的时候亲身体会到的。

后来我到哥大商学院任教，也碰到了同样的情况。

这些顶级商学院，都希望能够让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但遗憾的是，一直没能做好，改革大都停留在皮毛，比如课堂内容增加了一些比较鲜活的案例，而老师们的研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在美国的商学院里，理论和实践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是哈佛商学院。在我读书时，哈佛案例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但当时哈佛商学院的教师在顶级学术期刊发表上则显得较为沉默。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方法已经做了100年，但主要目的是服务教学，还没有达到学术创造的高度。

Rigor（严谨）与Relevance（务实），谁更重要？说实话，很难讲。

彼时的哈佛商学院强调案例，却相对缺乏深远的知识创造和学术贡献支撑；但若只有知识创造，没有一个机制能从外界持续引进活水，不断纠偏，其实也会把路走得越来越窄。

我觉得，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并进才是正解，对此，我归纳了一个词——纵横交错。

安泰现在做的事情，可说是想成为哈佛案例研究的2.0版本，我们一方面希望与企业的实践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希望能够上升到知识创造的层次。这是我2018年回来以后力推的一件事情。

学者们最初的研究其实是很朴素的，大家有各自的学术领域，比如金融、经济、营销、运营、会计等等，这些是我们所说的横向的、以学科为导向的研究，我们希望在这种既有的横向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能再增加一条纵向的、以行业为导向的研究，两者交错结合、共同推进，即为“纵横交错”。

研究单个企业可能还不够，要上升到行业，才能容纳很多不同的企业，才可能成为一种知识创造的载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催化剂。可能原来这些要素都在，但是没有按照行业研究的方式把它组合起来。行业研究这个概念出现之后，聚集了这些要素，形成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方向。

“纵横交错”战略也希望能从研究的角度做一些改变，使得学术与实践的勾连不只停留在皮毛，而是为老师们的知识创造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深度理解

纵横交错的核心是开放与连接

“纵横交错”和“知行合一”是我们的战略，我们已经讲了五年。

“知行合一”是我们的目标；“纵横交错”则是实现目标的一种路径。我们对“纵横交错”的理解，还在不断深化。

不管是一个学校，还是一个企业，很重要的一点是看问题的角度。如今，企业在自己专业领域的专业性越来越强。“隔行如隔山”，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专业化生产的体现，学术界也是专业化生产。然而，在自己的领域看得越来越深，但面却越来越窄，这势必会影响学科的发展、企业的发展。

纵横交错的核心是开放和连接。

开放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要关注其他领域。

就像泉果的无限对话，之前邀请的嘉宾，有不少在表面上似乎与投资没有直接关联，但其实，他们为投资提供了看待问题的非常多元的视角。

高校也一样，如果我们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窄，长此以往，我们看问题的准确度就会受到影响。

“纵横交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新方向。

另一个关键点是连接。

当思路被打开，与其他领域的专家和行业建立连接，有了连接就有碰撞，有碰撞就会产生新思路，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会与同行不同，研究也可能会更加前沿。

通过行业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政府和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与企业、行业和校友连接得更加紧密了。

当前阶段，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我认为，商学院人才培养的未来趋势在于差异化竞争。如果各个商学院都把行业研究作为知识创造的一种模式，结合本地独有生态建设起自己的特色，商学院之间就有了差异化竞争的空间。

原来，大家都处在同一个沙盘之中，竞争非常激烈。但一般来说，不同地区的行业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如果将商学院建设和行业研究结合起来，在行业研究上就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比如，云南的商学院研究云南当地的农业、旅游业，贵州的商学院研究贵州当地的农业、旅游业，它们各自具备的资源不同，更适于做出自己的特色。这种差异化，能帮助商学院独辟蹊径，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从跟跑到领跑

做别人想做但做不到的

商学院的重要责任

跨文化交流中实现思维视角的切换

在全球范围内，商学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我认为商业是相对简单的，没有很多包袱，因此，商学院之间的交流也相对更顺畅。

安泰去年的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由安泰于2006年开始举办，促进国际商学院之间的交流）上，在与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院长交流时，他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虽然我们常常讲“以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treat others the way you’d like to be treated）。但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之中，这是错误的，应该是“以别人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treat others the way others would like to be treated）。

前者是以自我的文化或是习惯为中心，后者是以对方的文化习惯为思考重点。事实上，未来在商学教育中，这样的思维转换与视角切换，非常重要。

安泰对这种视角切换的实践是去年新推出的DBIC（Doing Business in China）线上课程体系，我们希望用英文讲述中国企业、中国商业实践的一些优秀案例，为全球提供随时可以来加深对中国商界与企业了解的国际化平台。我们采访优秀的中国企业家，介绍好的管理实践案例，做成短视频内容放在平台上并不断丰富，希望能够努力承担责任，推动加深国际商界交流。

行业实践

商学院建设要从中国的

管理实践当中汲取养分

大约20世纪初，商科教育开始在全球范围受到重视，各国都在考虑成立商学院。例如，历史悠久的哥伦比亚大学始建于1754年，但哥伦比亚商学院1918年才成立。也在那个时期，国内开始重视商科人才的培养。交大的管理学科始于1918年，当时称为铁路管理科，从学科的角度看，已经超过百年；从学院的角度看，从改革开放后学院复建算起，已近40年。

任何一个商学院的发展，都立足于国家的经济腾飞。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商学院建设要扎根于中国，从中国的管理实践当中汲取养分。

我自己也在实践我的行业研究战略，智能制造是我的一个研究领域，与我之前的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研究领域非常相关。我们前往许多智能制造企业进行调研，其中在中国的50家灯塔工厂，我们已经走访了20家。

*“灯塔工厂”项目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开展遴选，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具有榜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示范者，代表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截至2023年1月，全球“灯塔工厂”数量达到132家，中国的“灯塔工厂”增至50家，持续排名全球第一。

我当年在美国读书时，正值外包浪潮开始。80年代，美国的外包模式（outsourcing）盛行，很多公司将制造工厂搬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到自豪。

这种自豪感在做横向比较时尤为强烈。一些跨国企业的中国工厂，通常都是他们全球工厂网络中名列前茅甚至是表现最好的。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再加上现在的数字化转型，通过人工智能和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提高了管理效率。从这个角度看，我对中国的制造业充满信心。而国外的一些企业工厂，效率比中国工厂要低十几甚至二十几个百分点。商业都是趋利的，如果效率低、成本高，那这样的工厂前途不会太好。

完备的产业生态也是我们的巨大优势，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生产制造的能力和布局，几乎罕有他国可以迅速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