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的大脑是一个瓶子，里面同时装着“理性想法”和“感性想法”；“理性想法”是水，而“感性想法”是细小的沙粒。

当你非常平静，内心没有任何痛苦时，那些小沙粒就静静地躺在底部，瓶里的水清澈无比。但当你开始经验痛苦的情绪时，瓶子就会晃动起来，沙粒随之起起伏伏，水也会变得异常浑浊。

如果你内心的水如此浑浊，你又怎么能拥有清晰的思维，做出明智的决策呢？

如果你的决策都不明智，你又怎么能够依此做出坚定的行为呢？

毕竟，思想越清晰，行动才越坚定。

这一见解来自于维塔利·凯茨尼尔森（Vitaliy Katsenelson），之前我们也提过他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新一代的本杰明·格雷厄姆”，也是具有45年历史的投资公司IMA的CEO和首席信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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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认为，投资中必然会经历痛苦，但是为了保持清晰的思维，就需要学习如何减少不必要的痛苦，本期【泉果视点】精编了他自己在实践的三个心法：“二分法”、“消极想象”和“当心诡辩”。

明星投资人比尔·米勒（Bill Miller）评价他说：“投资是他的技艺，写作是他不断打磨的艺术，而度过有意义的人生则是他的热情所在。”

维塔利除了做投资，也通过写作来进行投资哲学和人生理念的思考，他在写投资的时候，会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成长经历、家庭关系、育儿收获、以及自己喜爱的古典音乐。维塔利希望自己的投资状态是将灵魂注入（Soul in the Game），也就是全情投入——“让你与你正在做的事情实现内在的一致，这是塔勒布提出的风险共担（Skin in the Game）的一个迭代版本，也是投资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

正是这种内在一致性，让维塔利可以通过生动的故事来阐述自己的投资理念，这免去了投资案例中复杂且专业的背景信息，同时也更容易理解。

《如果度过这一生》的作者德雷克·西弗斯（Derek Sivers）对他的文章这样评价：“起初我抱有很大的怀疑，为什么要听一个基金经理聊人生呢？但读过之后我非常喜欢。”

歌剧、投资与痛苦

维塔利说：“我原来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喜欢它，但后来我发现自己与这位丑角的痛苦产生了共鸣。”

“投资界极少谈论痛苦，因为大家觉得搞投资的不应该多愁善感，而要展现出理性和逻辑。但是投资风格有周期，有时你持有的股票会‘失宠’，这是每个投资者都会经历的痛苦。你会不断地提醒自己，投资决策与股票短期表现之间的关联很弱，甚至没有关联。在理智层面，你坚信这一点，但是市场会一直告诉你，你错了，你错了，这种负面信息会一直削弱你的信心。但你周遭的世界并不知道这些，你还是要‘穿上戏服’，照常上班和分析股票。”

“我在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痛苦。2012年，这种痛苦持续了一年多，我购买的每一只股票都在下跌，而我计划买还没买的已经翻了一倍，那段时间我还在培训新招的员工。我几乎是用本能支撑着自己给他们讲课，戴上若无其事的面具，强压心中灼烧的痛苦。但其实一年过去后，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给我带来痛苦的股票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但是那种内心痛苦，表面却若无其事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

其实很多有价值的事情都必然伴随着痛苦，比如马拉松、育儿、恋爱……当然也包括投资。

维塔利说，“在投资中，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的思考过程，就像用一台计算机去分析另外一台计算机的工作。因为在我们出生时都是一个空白的硬件，只预装了一个最基本的狩猎采集时代的原始系统。然后我们的父母、朋友、同事、媒体等外部环境开始给我们编程。这很多是在我们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些程序却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决策，所以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升级这个操作系统，以此应对投资中的痛苦，而这个系统的一个有效的基石就是斯多葛哲学。”

关于斯多葛哲学，【泉果视点】在此前的文章中也介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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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很坦白的说，他这些写投资与斯多葛哲学的文章给家人看过，家人反馈也很直白：“你写的这些内容很好，但你也得照着做。”他说自己同意这一点，他也在用这些建议来迭代自己的思维操作系统，而且不只是投资，他在生活中也在践行，并分享了很多有趣的例子。

维塔利说：“人们把这些智慧称为‘斯多葛哲学’，其实并不利于它的传播，因为哲学太沉重、太遥远了。它应该被称为‘斯多葛练习’。它就像你练肌肉的一种动作，你光知道要领是没用的，你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你需要的是把每一次痛苦看做是一次练习的机会，然后重复练习。我自己是用养育孩子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斯多葛练习的：失败了鼓励，成功了祝贺。”

接下来，我们用最凝练的语言，介绍一下维塔利的三大“静脑”练习法：二分法、消极想象和当心诡辩。

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曾说过，“让我们难过的不是事件本身，是我们对事件的判断。有些东西可由自己掌控，有些东西则不能。我们能掌控的包括观点、目标、愿望、怨恨等；不能掌控的则包括财产、名声、头衔等。”

维塔利也将二分法应用于投资：“没有人能控制市场中的股价，唯一能控制的是研究和投资的过程以及与用户的沟通。所以不要聚焦于不能掌控的‘外部因素’，而应该去关注可以掌握的‘内部因素’，比如股票分析、组合构建、规划并遵循严谨的投资过程……”

维塔利回忆自己的基金组合在2015年有一波下跌，经历了每天度日如年的煎熬，长期看投资组合是没问题的，但短期的结果就在眼前，他很担心新客户会清算，将损失变成定局。

他说：“可惜当时我并不知道斯多葛哲学。我如果从2015年开始休眠，然后在2017年醒来，那就只会经历见证收益的喜悦，毫无痛苦。就像另一位斯多葛哲学家塞涅卡说的：一个人在不必要的时候受苦，痛苦就会超过必要的程度。我当时应该提醒自己，市场对任何企业的股票定价只反映出投资者们的一种观点，而且之后会变化，它不是最终的裁决，同时它也是外部因素。”

维塔利也把这种二分法用到了日常生活中，“只要负面情绪的诱因出现，我就会将其标记为内部因素或者外部因素。”，不过，在生活中用这个方法需要技巧。维塔利讲过一个笑话：“有一天，我妻子说了一些我不喜欢的话，我直接用语音去做了标记，我朝她喊道：亲爱的，你是个外部因素！结果她白了我一眼，当天晚上我就自己睡沙发了。这是也一个沉痛的教训——这种标记在心里做就行。”

“这样说可能不太好，我曾经把送孩子上学，看成类似倒垃圾的苦差事。你懂的，把两个孩子放在车里，听着他们大声尖叫。但当我知道一旦他们上了大学，我们相处的总时间就已经过去了近93%的时候，我意识到陪伴是多么的有限和宝贵。现在我主动申请送孩子上学，而且自得其乐。”

“消极想象”就是想象你会失去某个东西或者某个人。第一，这种想象会减轻真正失去时的痛苦；第二，你会因此更珍惜眼前。

维塔利举了自己送孩子上学的例子，这一改变来自于他想象自己失去这一时光。他引用了Wait but Why创始人蒂姆·厄本（Tim Urban）的估算公式。

蒂姆以自身的经验为例算了笔账——他发现，大多数孩子上大学后，尤其是如果是异地生活工作的方式，那么他们大概一年只会跟父母见5次，每次2天左右。

因此，当孩子高中毕业后，父母和孩子共处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近93%。

下面这张图可能会更有利于开展这一“消极想象”。红色划叉的部分为高中毕业前的亲子时光，而黑色未划叉的部分是高中毕业后还剩余的时光。

在坏事发生之前进行想象和思考，就像是在不利局面到来之前打了预防针。当你已经想象到了未来的情景时，大脑就可以先开始适应。

维塔利在投资中也是这样实践的：“我会设想我的投资组合下跌20%~40%，或者某些风险因素突然出现。通过这种消极想象，当坏事真正发生的时候，痛感就会没那么明显。这是因为相比于真实的负面结果，我们往往更害怕会发生负面结果的不确定性。比如如果我想象一下损失，接受其成为既定事实，那么一大部分不必要的压力就会被消解掉，这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去应对。”

维塔利说：“我真希望我在2015年的投资低谷期可以知道这些。我想象如果古罗马的哲学家塞涅卡穿越到2015年，他可能需要一点儿时间来接受罗马帝国已经崩塌，凯撒宫变成了美国拉斯韦加斯的一处人造景点，但他最终还是会把这些事情归类到外部因素中，然后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你真的觉得，投资组合中的所有股票永远不会下跌吗？你觉得自己10年之中不会第二次在股票市场踩雷吗？你总会错失一些东西，有的股票会下跌，有的甚至不会再有起色。你也会有运气不好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这些不会再次发生吗？

如果你接受不了上述那些可能性，那你就不应该在股市投资。”

哲学家塞涅卡还会继续引用自己的话：“我们在想象中，会比在现实中遭受更多的痛苦。”

维塔利在日常投研工作中，每个月要参访多个公司并参与数十个电话会。他开玩笑说：“好几次我听完这些公司高管的演说后，都有一种想把自己房子抵押了、再把妻子的车卖了，然后把钱都投给他们公司的冲动。但我绝不是说高管们巧舌如簧，只是想提醒大家，每个人都应该有诡辩过滤器，要剥离情绪，洞察本质。”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有一个哲学流派叫智者学派（也作诡辩派），很多贵族父母会把孩子送去学习演讲技巧。而斯多葛学派对此却非常谨慎。他们认为，当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情感说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绚丽的比喻和富有张力的表达。但是，这些措辞在说服别人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自己判断的客观性。所以在思考时，要去掉华丽的言辞和花哨的外壳，让事情回归本质。

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举例说：“不要说我们的船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回不了家了。应该说我们在海上，目前还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这能让你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并把精力放在寻找方向和解决问题上面。

维塔利自己也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想法尽可能客观地写下来。比如在内部做组合分析的时候，不要说“我的股票暴跌”，可以换成“其中一只股票下跌了80%，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确实如此），它对于投资组合的影响是多少比例。其他几只股票下降幅度在30%~50%之间，这个下跌是暂时的（确实如此）。列出这些股票，写下我们公司判断的每只股票的价值（明显高于当时股票的市价），然后评估整个组合。试着从第三方的视角，以朴素的语言进行中立的评价。”

痛苦是最好的调音器

维塔利是个交响乐爱好者，他也会在给投资人的信的结尾推荐自己喜爱的音乐家和乐章。

维塔利会利用如上的斯多葛练习来减轻投资中不必要的痛苦，但是他从未忽视过痛苦的必要性。比如他用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的经历，揭示了痛苦的催化剂效应：“痛苦会潜入你的灵魂，挖掘出意想不到的创造力。”

拉赫玛尼诺夫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作曲家之一。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简称为“拉二”）如今是播放量高居Top 10的古典音乐名作，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简称为“拉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演奏的钢琴协奏曲之一，行内人说演奏它的能量消耗相当于“铲了十吨煤”。

然而因为上述这些伟大乐章的背后，是三年沉寂的巨大痛苦。

在1897年，当时的拉赫玛尼诺夫年仅24岁已经屡获大奖，被视作柴可夫斯基继承者的不二人选。但是，他精心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在首演就变成了一场灾难——乐队没有充分彩排，甚至有人推测当时的指挥喝高了。这场演出被乐评人比喻成“埃及十灾”，这位春风得意的年轻人的信心也被彻底击垮。

在经历了内心撕扯的3年零产出之后，拉赫玛尼诺夫终于打破自我，写出了著名的拉二、拉三以及《第二交响乐》。

维塔利说：“我不知道拉赫玛尼诺夫是否真的愿意以3年沉寂的代价去交换创造力。但毫无疑问，《第一交响曲》的失败以及随后的痛苦，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异常坚实的基础。在投资中也一样，痛苦会逼迫你重新审视投资过程的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