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8.55%，较10年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占比74.53%，下降接近6个百分点。

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东南亚人口红利正逐步显现。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9年，东南亚11个国家中，有7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持续提升。其中，2019年，劳动力占比最高的新加坡超过75%，泰国、文莱也超过70%。

这使不少当地的制造业企业，能够招到相对年轻且薪水低的工人。

马来西亚厂商公会槟州分会主席王竞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作为制造业企业，他的工厂员工70%为35岁以下，整体比较年轻。“员工的平均收入大约换算成人民币3500元。”

而近年来，中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迁移，也受到较为明显的当地持续提升的“人口红利”驱动。但是，缺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仍是东南亚制造业的一块明显“短板”。

东南亚人口红利几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8.8亿人，与2010年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有所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使我国整体抚养比持续上升，人口红利进入尾声。

202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为45.9（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1.7。这表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趋势在过去十年发生了逆转。当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抚养比低于50的人口红利期，但由低人口抚养比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少。

那么，东南亚整体人口的整体情况如何？如果仅仅从抚养比上来看，东南亚的人口红利大多也并不算高，只有新加坡、文莱低于40，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低于45。

但是，整体来看，东南亚的抚养比在不断降低，在这背后，与东南亚老年人口占比偏低，少年儿童人口占比偏高有关。

具体来看，2019年，柬埔寨、老挝、东帝汶的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不足5%，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足7%，越南也只有7.55%。

与此同时，2019年，0-14岁的人口占比中，老挝、柬埔寨、东帝汶、菲律宾均超过30%，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缅甸和文莱也超过20%。

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正在不断转化成15岁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使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提升。

具体来看，2019年马来西亚的15-64岁人口占比，从2015年的68.93%略增至69.38%，上涨0.45个百分点。

此外，2015年到2019年，东帝汶、菲律宾和缅甸的15-64岁人口占比分别上涨2.29个、1.09个和1.06百分点，老挝、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紧随其后，涨幅分别为0.98个、0.57个和0.34个百分点。

不过，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5年到2019年则分别下降了1.08个、0.65个和0.1个百分点。新加坡下降的比例最大，达到3.05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不断提升的人口红利，使当地的制造业企业招工相对容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马来西亚企业主和工人，发现无论是中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当地制造业工人的整体收入普遍在人民币1200-4500元之间，并且制造业企业工人的年龄比较年轻。

一家在马来西亚拥有员工近500人、主营业务为组装半导体生产设备的企业仓库助理颜乐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是外资企业，企业基层员工收入一般换算为人民币在2000元上下，加上加班费基本可达2500-3000元，五天制，工作时长8小时以上。

“我们不强制加班，但会选择外资企业的员工一般会冲着工资而来，所以更有加班的动力。我们企业员工的年龄集中在20-30岁。”他说。

马来西亚一家食品生产企业Love a Loaf的创办人陈毅恒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企业的规模约70人，员工平均收入换算成人民币为一个月2000元-3000元，工作时长8-10小时。“我们企业的员工一般集中在23-27岁，25岁的员工居多。”

另一家马来西亚冶金炼铁企业顺和有限公司第二代老板曾海良表示，他们企业的员工在8-12名之间，普通工人收入大概在1500-2200元上下。

“小作坊的工人一般要求不高，但也不希望随时更换，所以现有的工人基本是 30岁-40岁上下，另有两位20多岁的工人，是熟人介绍的。”他表示。

技术工招聘成难题

与东南亚的制造业工人相比，中国的农民工年龄整体偏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继续提高。

此外，2020年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351元，比上年增加129元，增长3.1%。

与之相比，多位马来西亚制造业工人表示，东南亚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对偏低。

一家在马来西亚橡胶加工厂工作的工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中学毕业后进入工厂，目前收入大概换算人民币1200元。

另外一位在马来西亚工厂做会计助理主管、拥有本科会计和金融学士学位的女士表示，这是她第一份工作，目前工资在2000林吉特（约3087元人民币，按照5月27日上午7时汇率计算，下同）。

颜乐融拥有大专学历，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进入外资企业工作的机会，收入更高，达到3000林吉特（约4630元）。此前，他从事旅游行业，收入只有2000林吉特（约3087元），在疫情之下，最终选择“进厂”。

“我现在的工作，比疫情前作为旅游业者的收入好很多，而且工作时间稳定。还有代缴公积金、医药保险等，和餐饮津贴及工作餐。”颜乐融说，“公司属于外资（欧美）企业，薪资较高，打听过其他同领域的企业，相关岗位的月薪介于1200-2000林吉特（约1852-3087元），较低。”

疫情影响了东南亚的旅游业，使不少此前的旅游从业者前往工厂上班，目前很多东南亚的制造业企业也表示，他们招工并不困难。

新文记咖啡制造企业第四代传人曾恒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共有45位员工，月薪在1500-2000林吉特（2315-3087元人民币），招聘普通工人并不难。“大环境下很多公司倒闭，就业需求高。工人的流动率在10%以内，因为年轻的员工需要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可能会转行或选择其他企业。”

而且，他们的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10%-20%，整体偏低。王竞庆则表示，他们的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25%。但是，他发现招聘技术工人成为难题。

“在我们企业的员工中，20%中学毕业，40%文凭是专科，40%本科。”王竞庆说，“当今的市场，招人不容易，槟城是马来西亚外资最高的州之一，所以我们遇到招聘困难。”

他表示，当地的教育系统与工业之间的差距，造成了槟州严重的缺乏人才，尤其是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未来的12个月里，我们需要差不多200-300个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而有一些制造业企业主则头疼于员工的流动率。陈毅恒表示，他们企业因为是手工业，年轻人大多数觉得辛苦，或是不习惯后厨的高温，很快会离职。

“我们招聘的对象是年轻人，会比较不稳定，在岗最长的有7年，陪着公司成立一路走来，最短的有几小时就离职。不稳定的因素还包括大部分年轻求职者觉得烘焙好玩，但实际工作后发现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就很快离职。”陈毅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