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3年会（第十届）在深圳成功举行。据悉，本届年会以“新发展格局下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邀请数十位具有影响力的政府与监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业界领袖共聚一堂，共同展望前沿趋势，探讨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
会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CWM50顾问、中央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CWM50学术委员会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等嘉宾出席并做相关主题演讲。在围绕“应对全球变局挑战，推动经济破浪前行”为议题的大会演讲中，楼继伟表示，按照财政政策“适度加力”的要求，明年的赤字率最好维持在3.8%左右。楼继伟介绍，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疫情时代，由于疫情的管控办法不同，财政货币政策力度也不同，各国经济复苏很不均衡，全球经济分化严重。同时，国际经济的周期性错位，在我国表现为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复苏的周期存在一定的滞后。“我国疫情防控采取了严格管控的做法，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没有采取激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更没有采取向家庭和个人大规模发放现金的做法，物价的上涨压力不大，但居民收入增长不足、就业岗位不足、信心不足，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预期转弱，产生了疤痕效应。”楼继伟称。 他提到，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这些要求为我们跨越周期性错位，经济发展稳定向好做出了全面的指导。”楼继伟建议，明年要防止经济滑向通货紧缩，预期价格可以按照区间设置，比如2%-3%。“今年谈到货币政策时已经不提名义GDP，而是实际GDP加上物价两个指标，应该把物价最低的指标提出来。按照适度加利的要求，明年的预算赤字最好维持在3.8%左右。”同时，针对明年财政政策如何“提质增效”，楼继伟认为，重点在于增加一般性支出，不必要大幅增加公共投资。并且，在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实施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增加赤字规模主要是通过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可以适度增加公共投资，但主要作用于大型企业。”楼继伟表示，增加的财政支出更多用于阶段性补贴制造业下游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房租、水电，甚至可以考虑对增加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工资补贴。“地方财政也可以适当增加赤字，更多用于偿还拖欠企业的资金。”“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目前来看，居民消费正在逐步恢复，也有力带动了经济回升向好。”杨伟民表示，居民消费是我们现在以及今后面临的最大短板，既影响着当前经济运行，也关系着长远的长期向好。杨伟民指出，从未来趋势来看，出口仍然会继续增长，但很难再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部分领域的投资仍然会继续增长，但很难维持过去的高增速。“消费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最主要的需求来源，所以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促进居民消费更快增长。” 杨伟民认为，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需要在理念、政策、体制等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变。首先是扩大投资，但需要有机制性的资金来源，而不能无限通过举债来进行。二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特别是当前要促进收入、就业增长之间良性循环。三是营造有利于扩大而不是限制居民消费的政策环境。各级政策，包括各部门、各地区要把工作重心和政策更多放在居民消费上，至少放在投资同等状态的地位上。“比如，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移支付的财税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实行有针对性的政策，对低收入者重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中等收入群体重在不干预、不限制；对高端收入者重在扩大高端消费品和高端服务的供给。”杨伟民解释道。四是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消费品的档次和质量。我国总供给是大于总需求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消费品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相当一部分的消费品和服务需要大量进口，有些是因为资源不足，有些是创新不足，有些因为体制机制或者政策供给不足。五是推动身份证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创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环境。江小涓表示，在当前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我国在利用全球化机遇中有很多新的挑战，但越是有挑战、越是有困难，就越是要努力来利用好这些机遇。江小涓指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虽有波折，但总体仍在继续前行，一些重要指标在向好，如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值在继续上升，大型跨国公司等所代表的全球分工仍在继续深化。针对近年来外界对外资进出中国市场的关注，江小涓表示，这是跨国公司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背后原因很多，要理性看待。其一，国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现在一些跨国公司要与中国国内头部企业竞争并不容易。她进一步举例称，从历史发展上看，20世纪90年代，在华跨国公司就有过一些调整，如日本和美国几大家用电器品牌，都在市场竞争和变化中逐步调整在华市场布局。另外，早期跨国公司看重的是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现在他们重视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并根据变化作调整。其二，从国际大环境看，江小涓指出，受近年来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影响，跨国公司为了降低风险而调整全球业务布局。但要具体地看，跨国公司因何调整，是否真的离开。“事实上，不少跨国公司在比较中还是感受到了中国市场的综合优势。”江小涓指出，今年以来，跨国公司高管纷纷来华寻求合作就是向市场释放了一个明显信号。此外，江小涓还强调，近年来，中国在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包括缩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投资环境等，让外资有一个稳定预期。“总的来看，不要把外资的进进出出解读为对中国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它是发展阶段变化的一个调整。”在会议上，白重恩表示，可以将地方财政不平衡的来源分为三类，一是在刚性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没有自由裁量权；二是地方政府有自由裁量权，可能道德风险、委托代理人等问题较为严重；三是一些突发事件影响地方政府的财力。同时，白重恩还指出，第一种情况需要改变规则优化制度，使制度能够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相吻合；第二种情况可能要把政府与企业职能分离，同时避免专项债资金用途泛化；第三种情况，当地方没有财力时，该短缺问题不是地方政府行为造成的，应由更有财力的一方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