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大相径庭。

联合国2015年的报告预测：2023年世界人口将冲破80亿大关，到21世纪末将达到峰值110亿，之后才开始下降。然而，如果最新的统计数据和理论推导成立的话，人口的“峰值”和“下降”都可能比预期的更早到来，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个过程的开始，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就将见到这一拐点。2050年前后，人类将迎来全球人口峰值的大拐点。

人口萧条——跨越了人种、民族、文化、地域、宗教，将是“人类”物种的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地球的人口将在2040-206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达到90亿上下的峰值，接着便开始减少。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或将回到现在的人口数量，并稳步走低。

《柳叶刀》报告分析称，到2100年全球人口将达88亿，这比联合国目前的预测少了20亿，而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会重新塑造人类社会和全球格局。

按照人口学的观点，2.1左右的TFR在人口学中被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意思是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子女以实现对自身的替代，就是人口简单再生产。倘若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不足2个孩子，就是人口减缩再生产，总人口则会不断减少。

法国今年1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国正在经历45年以来的人口出生最低谷，2020年总共出生人口约为73.5万人，比上一年下滑了7%，法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平均1.84个孩子，而2019年为1.86个。

美国的生育率于2018年下跌到历史新低：总和生育率仅1.7，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估计，新冠疫情及其伴随的经济衰退将会使得2021年美国新生婴儿数大幅减少30万至50万，产生所谓的“生育低谷”。

这一趋势在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也得到了印证，经济发展之后生育率和新生儿人数连年走低。

2010年，日本人口达到峰值1.28亿。5年后就跌到1.27亿，5年时间日本就失去了近百万人口。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为84.8万人，降至历史最低。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日本的怀孕人数与2019年相比又有所减少，预计2021年日本的出生人口将跌破80万人，再次创下新低。

2020年，韩国首次录得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这意味着韩国人口已达到峰值，开始下降。有学者称，韩国未来可能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印度的数据是个神秘的谜，但是许多地方人口统计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怀疑印度的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假使如此，那么印度的情况就比联合国预测早了10年。它的人口也不太可能在2060年超过15亿，而且，还将在2100年跌落到12亿。”

此外，最惊人的生育率下跌发生在一些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如伊朗。1982年，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大约为每个妇女生育6.5个孩子，但是今天这个数字在1.7以下，低于丹麦。

巴西从20世纪60年代每名妇女生育6个孩子的典型发展中国家水平，一路走低，到2000年前后达到2.1的临界线，并进一步下降到今天的1.65左右。即使不再继续下降，到21世纪末，巴西人口也将从目前的2.1亿减少至1.4亿。这不仅仅是在巴西发生的现象——西半球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生育率为5.9。今天仅为2.1，刚好达到替代率。在这一地区的38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的生育率约等于或低于替代率。该地区人口第二大国墨西哥如今也在步巴西的后尘，其生育率为2.3，而且还在不断下降。

学者们认为，马尔萨斯的爆炸性人口增长理论失效，其根本原因在于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绝对贫困的改善、城市化的进展和女性权利意识的提高。

恰恰是那些最贫困、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生育率是最高的。极度贫困中的父母需要更多的儿童应对夭折的风险，并充当家庭劳动力。

达雷尔·布里克是益普索社会研究与企业声誉公司（Ipsos Public Affairs）CEO，是一家全球顶级的市场调研与营销分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调研公司之一；约翰·伊比特森（John Ibbitson）是加拿大《环球邮报》资深记者，专栏作家，

从内罗毕到首尔、从圣保罗到新德里，布里克在与许多年轻人的交谈中发现，即使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只想要1到2两个孩子的小规模家庭的想法已经非常普遍。

欧洲人口学家、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的人口学家沃尔夫冈·鲁茨（Wolfgang Lutz） 认为，联合国预测之所以不准确，在于未将发展中国家因为城市化而实现的教育进步纳入未来人口预测的考量。他和同事们修正这些因素后预测，全球人口到21世纪中叶将趋于稳定，接着就开始下降。鲁茨相信，早至2060 年，全球人口就会萎缩。 鲁茨认为，生育率的下降，首先在1900年前后的欧洲发生，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是因为教育的普及，而之后的东亚在1960、70年代也重复了这一过程。

“一言以蔽之，大脑是最重要的生育器官。一旦女性进入社会，接受教育，有了事业，她就会想要拥有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家庭或者不生孩子。”鲁茨说，“这件事开了头就没有回头路。一旦只生一两个孩子的做法成为常态，就不会再轻易变化。夫妻也不再认为生孩子是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积极进行“干预”。总结下来主要采取了两类措施：一是福利政策鼓励夫妇多生孩子；二是借力移民来补偿人口，至今未能逆转下降趋势。

前者代价昂贵但是收效甚微，许多国家曾尝试过如增加产假和陪产假、免费的育儿服务、额外的补贴福利等刺激育龄夫妇生孩子。然而，欧洲、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例子都表明计划没有达到预期。“尚未有一个国家成功地将生育率恢复到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更替水平（2.1），更不用说在经济衰退期间（例如遇到疫情）生育率时的下降。而且，对于（西方）政府来说，说服夫妇养育一个他们原本不乐意生的孩子，也存在道德上的争议。 ”人类繁衍的共同愿景遇上个人自主的现实，在现今的社会里往往败下阵来。

后者，移民质量难以保证甚至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欧洲大举接受难民面临更多更昂贵的社会成本，美国的民粹主义激烈的反对甚至把呼吁建造隔离墙的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引发了各不相同的剧烈社会矛盾。东亚国家传统上就很难接受其他民族的移民。

但是人类不可能倒退到贫困、农耕、失智的历史倒流，女性平权和教育提高的潮流也不可逆转，人类的进步可能将伴随着数量到质量的时代大变化。

如何依靠生物科技改善人类健康、智能技术提升劳动能力和商品供应，改革退休制度延长就业年限，变老龄化负担为长寿化红利，是一个长远的政策思路。生物医疗行业既需要提供全民基础公共保障，又需要提升生活质量的个性化需求，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提升全要素生产劳动效率，保证物资文化生活的供应并丰富满足需求。

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将带来职业领域的变迁。比如婴幼儿减少，教育领域的小学、中学、大学体系职位将不再增长，但是伴随终生学习的成人教育的市场需求将长期存在。政府需要提供基础义务教育公共产品，市场可以提供继续学习、终生学习的个性化产品，人类的知识财富将不断学习、不断积累，带来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

退休的延迟将改变人们的养老规划和财富安排，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可能提供医疗、教育、衣食住行等基础生存公共产品，底层人民生活和寻找工作或许不难，但收入可能难以支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了支付所有老年生活必需的医疗保健和养老费用，年轻人的消费支付可能让位于长期资金安排，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长期的财富积累和医保退休金等投资需求应当尽早规划。

没有理财计划的人们可能更难以适应社会变化，财富分化将更加严重，劳动力报酬率长期低于资本报酬率的规律将在更漫长的生命周期里不断累进。日本大量财富集中在老年人手中，全社会陷入“低欲望”状态中可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财富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步聚集在老龄人手中，但是老年人积累的财富却越来越多，可能导致权益资产、虚拟资产长期增长，而老龄化人口消费越来越少，已经是日本的实体经济长期低迷不增长的最大原因之一。

改革分配制度，更加优化财富分布，激发社会进步，实现共同富裕将是长期的制度演进。15-65岁之间的人类将成为主体，我们要立足于长寿命、更优质生活需求，安排物质文化生产和消费，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应当是中国制造和投资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