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哪些原因，造就了人类社会中，“强势、富有”与“弱小、贫穷”的分野？在回答这个终极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做一个猜谜游戏。

假如你是一个首次到达地球的外星人，看到两个国家的一些基本情况，你会认为哪一个会成为富有的国家，哪一个会成为相对贫穷的国家？

A国：气候上冬长夏短，农民每年只能在户外种植一季的作物。因为地势低洼，当地没有水坝和水电站。缺乏有价值的矿产资源，只能依赖进口石油和煤炭。毗邻占地广袤、军队强大的邻国，多次发生被入侵战争。1/3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面临被海洋淹没的风险。

B国：气候温暖，每年农民可种植数季的农作物。矿产丰富，尤其铜矿，无需向外部购买任何煤炭和石油资源。有大型河流和有巨大的水坝发电站。较为和平、稳定、民主，从未有过内战，也未与邻国开战。

外星人似乎有充足的理由认为，B国拥有了成为一个富有、强大国家的条件。然而揭晓的谜底或许会出乎人们的意料——A国“荷兰”的人均收入是B国“赞比亚”的33倍。

有人或许认为，在当代社会，只要对赞比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或制度上的优化就能快速填平发展的沟壑。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二者收入背后的差异，是农业在荷兰已经存在7500年，而在赞比亚只有2000年；书写在荷兰已经存在2000年，而赞比亚只有130年；独立的国家政府在荷兰已存在500年，而赞比亚只有40年；悠久的农业史以及从中发展获得的复杂制度，是今天荷兰较赞比亚远为富裕的部分原因。除了良好制度之外，造就国家财富的还有其他因素，尤其是地理因素：荷兰位于温带海岸，而赞比亚地处热带内陆。因此，“仅仅依靠外国援助，从而指望将数千年发展的成果压缩在一代完成是很难的。”

论及“强弱”与“贫富”的诞生，种族主义者常抱有“来自不同地区人类天然能力的差异”的看法，然而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我们不妨逐一对这些因素进行拆解。

1532年，西班牙侵略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携带了62名骑兵和106名步兵，击溃了强大的印加帝国的阿塔瓦尔帕（Ataualpa）所率领的一支大约8万人的军队，并在勒索一笔“能填满整个房间的”黄金赎金后，仍失信杀死了这位末代皇帝。装备上的悬殊在欧洲与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无数次冲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包括枪炮、钢刀、战马还有天花。

为什么不是印加人发明枪炮和钢刀，骑上像战马一样令人生畏的牲口，携带着对欧洲人来说没有抵抗力的疾病，修造远洋船只和建立先进的行政组织，并能从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吸取经验？一切还要从脚下的土地开始说起。

 “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先决条件。

几百万年来，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用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话来形容狩猎采集族群的生活方式是“凶险、粗野、短命。”

在过去的11000年中，有些民族才在无意选择中逐渐转向所谓的粮食生产，“他们从来没见过农业，根本不知道农业是怎么一回事。”意外诞生的粮食生产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一方面，从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每英亩土地农业部落的人口一般要比狩猎采集的部落多10倍到100倍，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对抗中形成一定优势。另一方面，狩猎采集要求每个人都需要劳作，而农民能够生产出多余的粮食，使农业社会得以养活专职军人、从事手工艺的专门人才、记录信息的抄写员等等。通常来说，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复杂，专业程度就越高。最大的行政单位能够调集大批劳动力来修建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的灌溉系统和鱼塘，而这种政府里有更懂得如何去发动征服战争的有文化修养的杰出人物。

因果链条起着双向作用，在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中自身催化，这个过程一旦开始，速度就越来越快。

究极武器“病菌”的诞生，与动物的驯化密不可分。

“一心想要消灭‘好斗的’印第安人的美国人，把天花患者以前用过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1492年，哥伦布的航行开启了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在此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减少了95%，天花、麻疹、流行病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1618年，一名来自古巴的天花感染者到达墨西哥，同年墨西哥原来2000万左右的原住民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1788年，英国人移民悉尼后不久，一场大批毁灭澳大利亚土著的流行病开始。这些可怕的病菌最初来源于哪里？为什么是欧洲人率先接触到它们，并对它们拥有了免疫抗体？ 

农业社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更多的人口密度，且排泄物聚集了大量的病菌和寄生虫的幼虫。在人群中，病菌不断演化，“症状”是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好让它们在潜在的受害者之间传播。在拥挤的人类社会引起传染病的大多数病菌，是从引起家畜传染病的那些十分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来。大约10000年前，粮食生产者就已每天同这些家畜进行密切的接触了。欧洲大陆饲养了许多种家畜，因而也就培养了许多种这样的病菌，而美洲无论是可驯化的家畜还是病菌都很少。

除了家禽，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也为它们的拥有者提供了重大意义，它们重要的陆路运输手段，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路上运输、皮革、军事冲突手段、犁具牵引、毛绒以及其他民族没有抵抗力的病菌。

当文明在不同的地域先后诞生，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明的传播。

地理条件，极大影响了文明诞生与发展的速度。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人使用钢铁武器征服使用石制、木制武器的部落，二者技术和政治上的差异是导致了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然而，这个世界又是如何成了1500年时的那种模样呢？地理条件才是根本原因。

举例来看，在当今的非洲的38个热带国家中，其中有37个比非洲的10个温带国家更穷，内陆国最为贫穷。原因在于，其一，热带比温带更容易生病，人们因病不能工作的时间更长。其二，农业生产力更低，热带的土壤更贫瘠，动植物疫病更繁多。其三，因为水源与运输条件，地处内陆时常不如沿海或沿江河地区的发展优越，即使在现代社会，陆运费用也大约比沿海港口或通航河流的海运贵7倍。

当地理因素发生变化时，文明的发展程度也会变化。位于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地，由于集中了良好的气候、地理、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率先发展出农业，从而拥有了文明发展中的先发优势。然而伴随着环境破坏、气候变化，新月沃地的广大地区现在成了沙漠、半荒漠、干草原和不适合农业的遭受严重侵蚀或盐碱化的土地。事实上，后来的欧洲正是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权力和文明中心的地位。

当我们将视野放大，会看到不同的大陆有着不同的轴线，历史的命运就是围绕这些轴线旋转的。欧亚大陆是东西轴线，非洲与美洲大陆是南北轴线。大陆轴线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对于欧亚大陆来说，东西轴线让交流不用经历纬度的变化，地理和生态障碍并非难以克服。粮食生产沿东西轴线在同纬度、同气候地区迅速传播，而沿南北轴线则传播缓慢。

文化技术传播的便利与否，极大影响了地域的发展程度。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又承袭了希腊的学术。而在过去1万年中，澳大利亚东南方向的塔斯马尼亚岛同其他社会没有任何接触，除了他们自己的发明外，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技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仍是相对原始的社会。

地理与板块的破碎程度，甚至也影响了统治与创新。更为破碎的欧洲大陆形态，依靠降雨的农耕，使得统治更为松散，思想与技术的竞争更为突出。而对比古代中国，拥有相对完整的海岸线，依靠灌溉的农耕，内部缺乏重大地理障碍的疆土，使得集权的大一统局面更易形成，一度在封建时期扼杀了创新技术和远洋的拓展。

概括而言：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让诞生于此的人类在合适的气候条件下诞生出农业的时间更早，出现稠密人口的时间更早；逐渐驯化了动植物，并在与家禽家畜的共同生活中获得了更多的病菌；在东西轴线的大陆上，文明得以快速传播发展，率先诞生了枪炮与钢铁，获得了相较于非洲和美洲的先发优势。而非洲与美洲的农业起步晚，可驯化的动植物种类比较少，大陆的南北轴线导致了气候的不同，令农作物与文明不易传播。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的最大意义在于面向未来。与整个人类社会息息相关，投资是关于未来的学问，对未来的判断时常需基于对过往的分析。《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可以对投资有些许启发。

时间的力量是一把“双刃剑”

不同大陆上的文明，在初始阶段可能只有单一或不显著的差异，例如：海岸线的轮廓是完整，还是破碎；当地的野生动物是适合被驯化，还是极为凶猛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因素会发生蝴蝶效应，差异逐渐被放大，最终导致了国家与地区间实力的悬殊。

时间是投资的双刃剑，它会放大复利的效应，也会让企业显示出实力的真身。长期投资于优质的资产，才能收获时间的玫瑰。投资者需要擦亮双眼，像彼得·林奇一样，在自己的园林配置中浇灌鲜花，拔掉野草。

 构建丰富知识网络，做人类智慧的“杂家”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研究成果，得益于学者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病菌及有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的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所有大陆和主要岛屿进行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和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正如查理·芒格认为，“真正的学习和持续的成功属于那些首先构筑出格栅思维模式，然后运用整体性、多样性的思考方式的人。”不断成长的投资者，需要广泛涉猎各学科、各领域的基础知识，尽可能多的去了解不同学科领域的思维模式，并将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相互联结。

保持探索、创新的热情，哪怕暂时不知道需求何在

创新，在人类历史中始终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人们通常以为“需要乃发明之母”，但戴蒙德看来，“发明常常是需要之母”。书中提到，大多数发明起初并不存任何需要，可能有一些装置本来是只为了一个目的而发明出来的，最后却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找到了它们的大多数用途。对于人类或国家而言，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勇的英雄行为。美国每年要颁发大约7万份专利证书，但只有少数专利最后达到商业性生产阶段。无论是在投资还是研究的任意领域，永远保持创新的热情，并相信它总会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一小步，才是面向未来的理想方式。

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历史的。这些冲突产生了回响，历经数个世纪后仍然没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仍在活跃地继续。戴蒙德认为，学者之所以调研，正是想要利用他们对因果链的了解来打断这个锁链。

参考资料：《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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