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才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什么比食物、亲人、活着更重要了！

放眼全球，一场没有硝烟的种子大战正在弥漫发酵。据统计，全球种子市场规模从2005年的197.52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近6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接近9%，主要成长空间来源于蔬菜种子的快速增长。其中，美国长期占据全球第一大种子市场的位置，占比达到35%以上。

对于中国而言，这场种子战争的重要性不亚于科技中的“芯片”。

“种子”究竟代表了什么？

以农立国，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录了选种方法：“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

为了喂饱中国14亿人口,将中国种业发展分为5个阶段：

户户留种阶段（1949—1957年）

自新中国成立至 “一五”计划完成，全国农村出现了“家家种田，户户留种”的良种选育运动。但这个阶段种子没有商品化，良种率低，单产水平提升缓慢。

四自一辅阶段（1958—1977年）

1958年全国种子会议提出“四自一辅”工作方针，即“主要依靠农业社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必要调剂”， 开始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种”的制度。

四化一供阶段（1978—1995年）

为尽快改变我国种业落后局面，中央和地方建立种子生产基地，把品种区域试验、示范、审定、繁殖和推广等环节连结起来。但也逐渐暴露了 “多乱杂”供种率低,“小全散”难以形成规模的弊病。

产业化发展阶段（1996—2010年）

此阶段“种子工程”开始实施，种子市场育、繁、推开启经营一体化。但是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及中外种子进出口贸易的扩大，一些植物种子依赖进口的现象较为突出，如甜菜种子80%以上的国内市场被国外公司控制，80%以上的向日葵高端种子来自美国。

现代化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在经济全球化和生物技术的快速推进中，我国再一次面临冲击。种子自主创新能力弱，经济作物对外依存度高；同质化问题突出，派生品种占比高；抄袭模仿套牌侵权严重，惯性的“拿来主义”；部分粮食单产量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大豆和玉米的单产量远低于美国。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历史向前，不难看出我国传统农民的育种实践已经遭遇灭顶和颠覆，但中国的种业育种等技术也亟待发力，迫在眉睫！

放眼国际市场，自2015年以来，全球种业以核心技术及创新商品驱动形成种业头部效用，核心公司以“大鱼吃小鱼”合纵连横，市场份额被几大种企独占。具备超强商业化属性及成熟产业链的经营模式，也让他们在出口及售卖环节上，将这些种子与特定的化肥、农药进行捆绑销售。因此，中国种业面临的不只是单个跨国巨头，更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化产业链条。

美国战略家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但这段话还有后半段，“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从90年代到现在，国外种子行业已经经过了三轮大规模的并购浪潮。

第一次浪潮在1996-2000年：以纵向并购为主，主要是大型农业化工集团出资并购种子企业。利用基因工程领域上的技术优势，农化厂商和种子厂商可以开发出和专用农药联合使用的种子；

第二次浪潮在2004-2008年：以横向并购为主。并购不再是以企业与企业间的并购，而是一种国际农化巨头混合兼并重组。并购标由玉米、大豆种子企业向棉花、蔬菜水果等种子企业拓展，实现了不同种子作物之间的互补。

第三次浪潮是在 2016-2019年：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种业的并购案，跨国资本开始推动国际农化巨头的超大型并购重组。我国也在这波浪潮中走入了世界粮食市场，也标志着世界种子市场的格局基本稳定成型。

中国农业经济学奠基人许璇说：”今日世界文明各国，富者一饭之资，所费不赀，贫者不得一饱，甚且转沟壑以死。

现代世界的粮食问题，本质上是分配问题。

作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消费大国，中国很早就成为了这些全球各大种业集团的竞争高地。地少人多的国情决定了粮食供需缺口未来将长期存在，虽然现阶段我们能够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但考虑到大豆、油脂等对进口的高度依赖，我们必须承认粮食短缺已是事实。

2022年2月22日，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包含了农产品供给、农村基础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等八个方面。

在粮食安全方面，《意见》提出了以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