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s: 请问您之前在哪里从事工作？

肖懿：我曾在国内平安银行总行的风险管理部工作了3年，之后在纽约花旗银行从事风险管理工作一年多，当时的工作地点在华尔街。我现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Iris: 那么您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

肖懿：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公司金融和金融市场，很多研究也跟公募和私募基金相关。比如说，针对公募基金的持仓流动性和风险暴露，以及风险偏好的关系进行研究。我还研究了基金经理个人的薪酬结构与其风险偏好的相关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金融领域当中，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自立的，那么基金经理的薪酬结构与其投资风格、风险偏好之间是有很强的相关性的。

Iris: 可以分享一下在华尔街工作的体验吗？

肖懿：刚开始在华尔街工作时，我觉得这是一种颇有光环的工作。但是实际工作中，我发现最主流的金融机构早已经搬离华尔街，并进一步离开了曼哈顿岛和纽约市。

Iris：从前我们都会认为，在华尔街上的金融机构都是世界顶尖的。

肖懿：这种认知可能更多地来源于所谓的信号效应。机构在市中心有很好的办公楼、很好的办公条件，或者有独立的办公楼，就能显示出这个金融机构非常具有实力，从投资者、客户的角度看来，这个金融机构就值得信任，因为它的资本很雄厚，不会出现倒闭或者经营困难的状况。

Iris: 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是什么呢？

肖懿：如果你去美国 Chase (美国大通银行)或 Wells Fargo (美国富国银行) 办理业务，你会发现那里的很多客户经理本身就是「投顾」。他们会首先对你进行一些普及性质的金融知识宣传，之后会指导你进行财务规划，根据你在短期和长期内不同的理财需求，为你制定不同的计划。在美国，直接融资占整个社会融资渠道接近80%，实际上留给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这就迫使商业银行更多地从投资理财、金融市场的角度去帮助客户进行财务规划。

Iris: 中美基金投资有什么不同呢？

肖懿：从金融理论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金融市场很有效的话，投资者是没有必要主动选股的，你只要投资于市场指数就可以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Index Investing（指数投资）。美国市场很大一部分都是指数基金，美国的指数基金在过去10年规模已经成长了10多倍，是一种爆发性的增长。为什么大家更愿意在美国市场投资于这种指数呢？实际上是因为大家认为美股市场已经足够成熟了。如果投资于主动管理型基金，去选股的话，可能收益并没有被动管理型的基金高。

2007年，巴菲特跟一个非常有名的基金经理做了对赌。赌什么呢？“我有一笔资金，我是投资于以标普500指数基金为代表的美国整体市场，还是去进行主动管理，投资于那些自称有卓越选股能力的私募基金呢？”巴菲特认为肯定是投资指数风险收益的比例会更高，而这位私募基金经理就说，自己具有很高的选股能力，一定会跑赢大盘。结果大家可以看到，回顾2007-2017年的投资收益，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确实能够提供每年15%-16%的收益，但是这些做一揽子投资的私募基金却跑输了大盘，他们可能只有每年8%-9%的收益，收益规模差得还是比较大的。

这其实也变相说明，如果一个金融市场非常成熟、健全的话，依靠主动选股并不是适合大众的最优选。但是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没有美国金融市场相对有效的投资环境，所以中国金融市场更依赖于基金管理者的主动选择——择时和择券能力。

Iris：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中国投资者应该怎么投资呢？

肖懿：中国有很多风口，有时候站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这个风口是以行业或宏观为主，而不是指具体某个公司的风口。所以在中国市场环境下，我个人认为要做「趋势投资」，就是在一个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来投资，跟这个行业一起发展。另外，如果要做长期规划的话，我觉得资产分散化的配置、国际化的配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Iris：美国家庭是怎样做财富规划的呢？

肖懿：做规划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疫情之前，你觉得人生是可以规划的，包括财务是很容易分配的。但是在疫情之后，大家会发现，个人财务规划会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非常大。所以其实在疫情之后，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或者财务规划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变化。

我可以大致介绍一下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美国的房地产作为固定资产中最大的这一块，大概占整个家庭总资产的20%- 25%，汽车大概占5%- 10%，所以美国家庭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大概是1/3。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家庭的财务规划可能会相反，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可能超过70%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固定资产。为什么美国的固定资产占比这么小？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发达的金融市场，固定资产占30%，剩下的70%大部分都是在金融市场里。美国的养老金大概占整个家庭总资产的20%，还有一些存款投资，包括持有的一些基金，可能占家庭总资产的30%-40%，这样就构成了美国家庭资产端的分配情况。

而且美国债权总资产大部分都是由金融市场构成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美国有个笑话，当股市涨的时候，总统都比较容易连任。

Iris：相比之下，中国家庭的财富规划有哪些特点呢？

肖懿：中国家庭的负债率非常高，比如说你的房贷支出占家庭支出比例是非常高的。太高的负债率会影响到金融投资，因为你有太多的房贷之后，可能没有更多闲钱去从事金融投资，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体的财务规划。很多中国家庭实际上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房地产的保值和增值上，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Iris：您现在回到国内了，也要面对这些问题。您自己是如何考虑的？

肖懿：我的策略还是将大量的资产投资于金融市场，而且回国之后会发现国内也是有非常多投资机会的。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站在全球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更建议资产全球化配置，因为资产配置越分散化，对于资产的风险收益比来说应该是越好的。中国经济有平稳向好的发展趋势，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投资市场，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大的基金公司，包括桥水公司，都在中国进行了一定量的资产配置。

Iris：国外在养老这件事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呢?

肖懿：养老这件事一部分靠国家，另外一部分靠个人。靠国家的话，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少子化」现象严重，人口的减少势必会对养老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未来的个人养老，还是要自己给自己做好规划。

我们看到美国的先进经验，基本上大家都投资于401K计划，用中国的术语来说就是企业年金制度。你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强制性的储蓄，也就是说，每年的年收入有20%是放在一个特别的账户进行投资，跟中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非常类似。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逐步推广个人养老金计划，每年的存款限额为1万2千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相对较少，可能跟政策初期制定比较谨慎有关，后续可能会逐步提高个人养老金的存款金额。中国的养老制度还会进行改革和升级，吸引更多人参与长期的养老规划，这将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护金融体系的健全。

Iris：您认为2023年的市场环境会怎样？

肖懿：未来其实还是会有一定挑战，因为大家知道，拉动中国经济一般都是依靠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

出口方面，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挑战，欧美处于高通胀的状况，随着美联储加息，消费需求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消费方面，在金融学当中有一个理性预期理论，当大家认为未来预期向好的时候，才会更有动力、更有勇气去消费，所以消费具体回暖到什么程度，确实值得再商榷；投资方面，可能今年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平稳向好的投资增量。

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会面临一定的挑战，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些挑战，去积极解决当前经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总体来说，我对2023 年包括往后一到三年的预期是「谨慎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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