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可再生能源“准备就绪”

迈向净零排放，确实代表亚洲必须调整能源组合，排除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改用可再生能源，例如风力、太阳能、水力、生物质能和核能。亚洲政府面对的主要困境在于，可再生能源的来源与相关基础建设不够成熟。亚洲目前可再生能源产量占总能源的比重，远不如其他地区（如欧洲），因此，可再生能源的需求非常可能会远远超过供给量。

虽然亚洲国家已规划2030年前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容量，但部分国家电网基础建设的设计无法容纳可再生能源输出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

在迈向净零排放的道路上，政府与企业可相辅相成，分别由上而下、由下而上采取行动

亚洲地区的不同国家明显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她们未来迈向净零排放的途径，都将取决于自身不同的经济成长模式，不论是出口导向型或仰赖消费与服务的经济体皆然。此外，亚洲的各个政府透过由上而下（政策带领）的规划或采取由下而上（私营部门驱动）的做法来实现净零目标，个中手法都将会截然不同。

以中国为例，自碳中和目标被宣布以来，（碳排放量于2030年达高峰，并于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后，政府已快速在能源政策、产业政策和建筑与交通等领域采取行动，进而抑制碳排放量。相对而言，日本则是由私营部门引领前进。在2019年中，20家日本公司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加速能源电网转型，以期提振全球竞争力。

制定遵循国际准则的地区性分类标准

订定分类标准，对于亚洲实现净零排放，在两大领域有极大助益。第一是制定产业特定指引，将商业活动分成三大类：环保、转型中或非环保。第二则是针对企业的可持续性相关报告，制定清楚的指南。

细节可能会有差异，但“不造成重大伤害”、使用营收门槛和整个地区定义明确且一致的环境目标这类整体原则，将有助于各地取得共识。

中国人民银行（PBoC）和欧盟执委会去年11月携手发布《共同分类目录》（CGT）正是一项突破性创举。此CGT是首次针对中国与欧盟的分类标准进行对照与比较，首先说明气候变迁缓解议题，之后则对照双方分类标准内的所有活动，寻求共通点。东盟国家的地区分类标准也于11月推出，之后将是引导资金流向转型与气候变迁缓解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