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拾贝投资公司董事长胡建平以《做时间的朋友》为题发表主题演讲。胡建平坦言他20年的投资和研究得到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不怕慢，就怕没有走对路；不怕买贵，就怕长不大。他认为，拉长时间看，投资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站在时间这边。
投资中很多人关注收益率 忽略了时间的因素
胡建平认为，投资和很多事情一样，怎么想决定怎么做，类似哲学上的三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一门生意首先也要解决类似的认知。要了解这门生意是怎么运转的，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替客户管钱做财富管理，首先要想清楚财富管理能够为客户解决什么问题，财富增长的源泉是什么，搞清楚这些才能设计出自己的商业模式。
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参与这个市场？胡建平举了深圳最早上市的几家房地产公司的例子。这些公司起步的时候条件差不多，有的起步时的条件甚至比万科要好。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万科已是三四千亿级别的公司，市值增长了四五百倍，而当初同时起步的其他公司很多还是百亿级别。为什么会这样？在胡建平看来是因为万科相信这个行业的本质是制造业，要挣合适的利润，不断培养快周转的能力，而不是指望拿到一块便宜的地来一次赚暴利。长期以来，万科在不断琢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赶上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地产周期，这才是万科胜出的本质。
财富管理也是一样。胡建平认为，股票上涨的基础动力来自盈利增长，背后是经济的发展，有人口、资本和技术的变化，货币因素会影响长期名义回报，此外，各类资产之间是有轮动的，能做到再平衡也能带来收益，价值就在于不断提升甄别优秀公司的能力。
投资的本质是希望把原先客户一个人进行的个人财富积累长跑变成接力赛，通常一个人跑400米是跑不过四个人各跑100米的。
胡建平提到，财富管理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重点，就是客户能积累的财富是收益率和持续年数的乘积。很多人关注收益率却忽略了时间的因素。这个行业做得好当然很重要，而做得久至少是同等重要并且更难做到的变量。为什么更重要？以巴菲特为例，他和别人显著的差异是他干了将近60年，虽然每年回报比巴菲特高的人有一大把，但他们做的时间不如巴菲特长，巴菲特积累的财富是别人的很多倍。
胡建平继续分析了巴菲特获得超额收益的时间分布。他指出，巴菲特大幅超越市场主要发生在上个世纪，本世纪超额收益相对较少。但是以他的规模能够跟上指数对一般投资经理而言仍是不可能的任务。最朴素的解释是因为驱动上个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本世纪驱动美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已经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科技成为本世纪更重要的驱动力。巴菲特曾说过“不投科技股”，只投那个时代能力圈可以解释的最好的东西。但是通过不断学习，他逐渐把科技股纳入自己的能力圈，开始投资科技股。所以，对投资来说，持续学习的能力是最稀缺的。
A股在中高速增长阶段 仍大有可为
胡建平拿出中金公司的一个研究进行说明：A股全收益指数复合14.7%和名义GDP将近15%的增速在过去将近30年近乎完美地拟合，长期来看，A股的效率很高，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A股将近30倍的涨幅，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挣到这个钱？主要是波动太大了，对投资顾问来说，如果能让客户长期留在这个市场上，就可以挣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钱。机构对客户创造的价值包括合适的回报，可接受的回撤和良好的沟通，这些都有助于客户长期投资。
从行业层面来看，过去20年，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在A股都得到了很好的映射。“1998年我刚工作的时候，全市场最好的公司是四川长虹，当时觉得买四川长虹是一劳永逸的投资，最后发现不是。四川长虹现在的复权价格大约是高点时的30%左右。当年的经济结构特点是短缺、轻工业为主，按一般的经验，接下去是重工业登场，万华、宝钢成为牛股。中国加入了WTO，与港口运输相关的中集等表现突出。随后住房市场化和进一步的重化工化，叠加股改，三一重工、万科等大放异彩，到2007年达到一个高峰。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在4万亿刺激下，带出另外一个高峰，而且很多公司至今依然很难超越当时的峰值。随后转型开始，普通大众消费品成为增长点，云南白药、伊利股份等显著跑赢市场。2012年以后，普通消费品行业增速开始平庸化，机会来自产品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变化。此后，全社会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探索转型，“互联网+”受到追捧。到2016年，总需求有所扩张，叠加供给侧改革，自由竞争变成寡头和垄断竞争，同时出现经济逐步企稳的拐点，市场一再追捧各行业最优秀的公司，由此正式进入良币驱逐劣币的阶段。”
胡建平总结道，经济和A股都已进入新的阶段，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切换已经完成，以后会更加平稳。A股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大有可为，虽然货币因素的额外收益已不敢太奢望。
未来有两大变化值得留意
从驱动经济发展的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的角度来看，胡建平认为中国经济潜力依然不小，人口红利逐步过去了，但是教育程度提升带来的素质红利潜力巨大；储蓄率缓慢下降，但仍处于非常高的位置；对于资本（储蓄）和人力资本，不仅要关注量的环比变化，也要关注对于海量的资源，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效率来抵消量的下降。
技术上的优势也很明显。“华为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主要是长达二十多年的高投入。中国现在的科研投入是日本的两倍、美国的80%左右，考虑到货币购买力因素，实际投资的相对能力更高。”胡建平说。
从微观主体来看，简单统计一下，2017年剔除所有的金融公司和两桶油，A股中50亿以上净利润的公司有50家，将近10亿美元，2015年，日本所有的公司口径，挣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也就20来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有雄心、有资本的企业家，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对未来投资。
胡建平参照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对中国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做出判断。他认为，日本从高速到低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非常长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考虑到中国各地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中国的中高速增长将停留很长时间，会进入一个新的稳态投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环境确实在收紧，胡建平认为未来指望货币因素带来正面因素会很难。银行资产增速比M2的增速更低，未来一段时间社融保持低位，信贷增速回升，信用利差扩大的格局很难根本性变化，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加上紧的信用组合，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加快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效应，加剧各行各业的内部分化。
“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的过渡才刚开始，真正优秀的企业，在未来无论是量还是价上都有进一步提升的机会。未来要靠创新才能驱动经济再上一个台阶。”
胡建平强调未来有两点变化带来的两个投资方向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一个是各行各业产业结构变化，A股大部分投资者不太擅长投高收益型的类别，基本上是基本面趋势变化驱动型的投资。“未来前一类投资机会会逐步多起来，成为A股里蓝筹股的重要部分。中国制造业很长时间内还是很重要的部门，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稳定性提高，以后会成为长期的核心资产。”胡建平指出，另外一个角度是真正的创新，货币因素没了，资源规模投入带来的增长也达到很高的程度，未来真正的创新应该会成为社会和A股财富增长最主要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