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领域以财政经济学为主，主攻财税理论研究、财税政策分析等。曾3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学习担任主讲人。
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发表了《理解匹配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主题演讲。在发言中， 高培勇就如何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讲解，包括当前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构成，以及这一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布局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高培勇表示，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目前最完整、最新的一种表述由五个要素构成：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匹配高质量发展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高培勇认为，如果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一个目标，前四个要素视作通向建设目标的举措或行动，那么，理解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体系，需要特别理解这四个要素：新发展理念、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上述四个要素构成了当前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整体布局。如何恰当地理解这一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布局，需要在比较中体味其间的变化。新发展理念、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的发展，都是有参照系、有对应物的。
高培勇从变化了的分析视角、变化了的发展理念、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的政策主线以及变化了的施策机制等角度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并从积极财政政策、投资、赤字、减税降费等几方面进行了具体讲解。
首先是变化了的分析视角。高培勇表示，基金经理在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往往会围绕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展开，这其中不外乎两个环节，一个是周期性的分析，当抓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时，一定要了解我们现在处于这个周期的哪个阶段，这是一个传统思维方式；二是总量性分析，是供给大于需求还是需求大于供给，这也是一个传统思维方式。
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分析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所发布的公报表述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相对以往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仍然局限于延用周期性分析和总量性分析来认识宏观经济形势，抓取突出矛盾和问题，很可能和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发生脱节。因而在以往分析的基础上，要逐步适应、逐步地加重结构分析、供给分析，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其次是变化了的发展理念。过去强调高速度增长，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所有的工作当然就要围绕一个中心来转，那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天已经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期，强调的东西就不再主要是速度。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是四个“更”字，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一定要转轨，转轨就要找到一种新的东西去替代旧的东西，比如说高速度增长条件下一切都可以拿GDP说事，高质量发展如何衡量？对官员们政绩的衡量，经济工作抓手的把握，都需要一些新的东西。中央政治局分析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对高质量发展是有新的表述的。
第三是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往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这样一对矛盾中我们可以发现，主要讲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生产，主要针对的是市场系统，而且我们解决主要矛盾的抓手就是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分作两个层面考察，美好生活相对于物质文化生活变了什么？可以借用互联网+的概念来解释，把美好生活理解为物质文化生活+。一个是升级换代，原有的物质产品、文化产品要升级换代，也就是说要上层次，不仅要有，还要好，而且还要更好。另外一条更关键，加的是一些非物质产品，是非文化产品所覆盖的那些新型的东西。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这些既非物质产品又非过去的文化产品，而是一种新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或是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安排，可以理解为一种范围的拓展。这种产品显然不是市场所能供给的，指向的是政府系统。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作为基金经理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不仅仅要分析市场系统的供给，而且要分析政府系统的供给。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更多的是指公共服务领域、制度设计领域和政策安排领域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政府市场关系描述的时候用的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到十九大报告的时候，把中间的“和”字换成了逗号。“市场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作用”。这是关于政府作用一种新的表达。
第四是变化了的政策主线。过去贯彻宏观经济政策，一是立足需求侧，站在需求角度看待问题；二是紧盯需求总量；三是对冲性的逆向调节，搞对冲操作。具体讲，就是需求多了做减法，需求少了做加法，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稳定，这是过去在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的传统思维。
现在的提法不是需求管理，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一定要对照需求管理政策加以理解，不是站在需求侧而是要跳到供给侧。现在不是盯着需求总量，而是盯结构调整。现在不是对冲性的操作，而是旨在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现在不是追求短期的稳定，而是着眼于中长期的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第五是变化了的施策机制。以往所有的操作概括起来讲都离不开“政策”二字。比如说每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大家关心的是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而不是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关注的是政策，是政策层面的调整。
现在的关键是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换言之，今天宏观经济政策要以改革为主，当前宏观经济一系列的具体措施，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短期的政策安排，更多的是涉及制度变革。
在演讲中，高培勇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投资、赤字以及减税降费的措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例。高培勇表示，过去一提到积极二字，特别是做积极财政政策的文字表达时，大家一定是把积极等同于扩张。相当多的人是这样理解的。而在今天去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不能仅仅用扩张去理解。
当提到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的时候，人们认为要加大财政赤字。但我们看到2018年的财政政策安排就不是这样的，原因在于主攻方向已经转向结构性调整，着力点已经提升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转到调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即便依然带有扩张的含义，但是在扩张的后面必须强调是适度的扩张。
对于投资。过去谈到投资的时候，想到的是2008年到2010的4万亿投资，中央1.18万亿，带动地方政府投资4万亿，加上其他的投资是十几万亿，强调四两拨千斤，投资在我们心目中就是拉动和扩张需求的统一。
十九大报告中有一句话，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当前谈论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时候，千万要理解清楚它的含义，不仅仅指的是拉动需求，而更重要的是优化供给结构。
对于赤字。过去只要是需要财政扩张就得要扩大赤字，而且也有一种理论说，为了整个经济的平衡，不惜牺牲财政的平衡，这就是局部和宏观之间的关系，为稳定经济可以扩大赤字。
面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否还应该继续扩大赤字？看到经济增长的压力依然很大的时候，该不该扩大赤字？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的过去五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其中包括了过去五年一直把赤字控制在3%以内。
无论如何，在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在2012年发生转折性变化之后，我们对赤字是心存敬畏的，对赤字的安排是守住底线，不仅仅要观察当前的效应，还要顾及长期效应。出于防范风险的目的、大水漫灌式的赤字扩张已经不再是主要选项。
对于减税降费。很多人想这是为了扩大需求，给个人减税可以扩大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给企业减税可以扩大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就是让企业和个人去扩大需求，但是在今天的减税降费已经不再是为了扩大需求。
今天减税降费的目的是降低成本，给企业降成本。不是笼统的减税降费，这是要真正改变资源配置的格局，真正优化税费结构。这样的减税降费的操作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