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贸易对抗，短期看中国相对被动，就像你跟一个大客户闹掰了，难受也挺难受的，但好像也能过。而长期发展是由供给侧的能力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相对乐观的。我们的社会耐受力是比美国要强的，即使是到了最差的极端情况，靠我们的内循环和非美贸易，也有很大发展空间。

内循环也分很多种，可以是低水平的循环，也可以是不断往上走的循环，我们的人均GDP和老百姓的平均生活质量还很低，完全有可能发展为较高水平的内循环。

■  另一个角度理解特朗普的行为，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多层决策目标带来的难度。中国的多重决策目标，是“效率-公平-安全”；而美国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全球领导地位”。

中国的战略非常清晰，就是专注地搞经济，提升国民福祉，从来没有摇摆过。美国的战略，其实经常摇摆，或者说没有清晰的战略。

■  经常会有人问：我们怎么客观地认知当前面临的复杂环境？在整个社会情绪极度悲观或乐观的时候，该如何保持理性？我有一个这几年稍微有点心得的思考框架：

当我们看到一个负面信息的时候，首先判断，这个负面信息是常发的、还是偶发的？如果是常发的，那你要进一步做一个重要判断，这件事本身是不是政策目标？如果不是政策目标，这件事容不容易被纠偏？

任何一个决策，解决问题的同时，都会有副作用，这是很正常的。事实上，它解决的问题可能比副作用要重要得多、大得多，但如果只盯着副作用，就会从负面角度去解读。我的经验是，面对负面信息、负面情绪喷涌而来，用这个框架思考一下，往往会豁然开朗，这也正是我相对乐观的原因。

4月8日，知名宏观经济学家梁宇峰博士做客【泉果无限对话】。

梁宇峰从事宏观研究近二十年，长期担任大型券商研究所所长。2014年，他担任益盟股份首席战略官，并创办专注于“传播价值投资，服务价值投资”的独立研究机构“益研究”。

多年来，梁宇峰笔耕不辍，将研究成果沉淀为专著，著有价值投资畅销书《长期的力量》、《常识的力量》、《估值的力量》等。

在近日的【泉果无限对话】中，梁宇峰系统分享了自己在多年研究中，沉淀出的系统性思维框架；并基于思维框架，给出了对于中国经济过往、当下及未来的判断；并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点，分享了关于关税博弈的新鲜观点和洞察。

  以下为梁宇峰的分享实录精选：

很开心今天能来和大家交流。首先，我想说明一下，我没有太多新的观点，大部分内容都是常识，我只是用逻辑和框架把它们重新梳理了一遍。

因为我发现，尽管很多东西是常识，但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发生“鸡同鸭讲”的局面，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对话的时候就完全对不上。

可能我的观点很多人会不认同，也非常欢迎大家提出来交流。

  思维框架：

客观认知我们面临的复杂环境

经常会有人问：我们怎么客观地认知当前面临的复杂环境？

在整个社会情绪极度悲观或乐观的时候，该如何保持理性？

先跟大家分享几个我看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首先，我所有的认知和判断，基于两个基本前提：

■  经济和民生依旧是执政根基。所以，我有一个合理的推导，当经济和民生出问题的时候，政策会做出一定的调整和修正。

■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依旧是基本国策。

这两个前提是我们看待所有问题的基石，长期来看，它们依然稳固。

第二，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多层决策目标带来的难度。

这是我近几年的一个思考框架：效率-安全-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习惯于用“效率优先”来做决策、来看待很多问题。深圳改革开放初期时最有名的一句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包括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也是效率优先。全球分工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在你这里生产更有效率、成本更低、有相对优势，所以大家交换生产。

全世界这几十年来，都是以效率优先作为衡量对错好坏的标准。这个标准在前期“做大蛋糕”的时候没问题，因为有很多“帕累托改进”的空间。

*帕累托改进，Pareto Optimality，经济学术语，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更大的挑战，或者说更大的机会，是怎么“分好蛋糕”的问题，公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因为从长期来看，如果公平问题不解决，效率能不能维持也是一个问题。

最近5、6年，尤其是2018年以后，全世界的安全问题都在凸显，高科技安全、地缘政治的安全、产业链的安全等等。不仅仅是中国，美国也一样担心安全问题，比如疫情时，美国突然发现自己连口罩都生产不了了。

我们做企业、做投资都有体会，如果只有一个核心目标，决策会相对容易；把效率和公平放在一起，决策就已经很难了，因为两者虽然长期互为前提，但短期内经常矛盾冲突；再叠加了一个安全问题之后，决策就非常非常难。

所以我们现在的决策难度，比改革开放初期是要难很多的。

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如果还是习惯于用效率优先的维度去评判，可能就理解不了；但如果在考虑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公平和安全，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和预判了。

第三，面对各种负面信息，如何坚持客观理性的判断？

这是我这几年稍微有点心得的一个思考框架：

当我们看到一个负面信息的时候，首先判断，这个负面信息是常发的、还是偶发的？

但是判断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信息茧房”，尤其是当下互联网的算法推送规则的噪音，会干扰我们的判断。

第二，如果是常发的，那你要进一步做一个重要判断，这件事本身是不是政策目标？

第三，如果不是政策目标，这件事容不容易被纠偏？

任何一个决策，解决问题的同时，都会有副作用，这是很正常的。事实上，它解决的问题可能比副作用要重要得多、大得多，如果只盯着副作用，就会从负面角度去解读。

我的经验是，面对负面信息、负面情绪喷涌而来，用这个框架思考一下，往往会豁然开朗，这也正是我相对乐观的原因。

  回望过去：

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

2015年，我们（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就已经超过美国了。

单看制造业，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即便是用名义汇率来算，我们现在也是等于美国加日本加德国的体量。如果用PPP来看，我们制造业的体量可能是美国的2.5倍到3倍。

那么，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在宏观逻辑层面，我认为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第一位的。在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励机制上，它都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

第二个，我认为离不开“有为政府加理性政府”的中国模式的推动。全世界其他国家要复制起来挺难的。

举一个简单的案例，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么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离不开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在经济学里，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都能享受，大家谁都不愿意掏钱。这事只有政府能干，修一条高速公路可以亏钱，但它带来的结果是，给整个经济赋能。过去20年，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背后有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土地财政，也就是卖地的钱用来支撑基建。这个模式在过去很有效，也是其它国家很难复制的。

201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十年计划。去年年底《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讲的挺客观的，他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80%到90%的目标都实现了，里边讲到了无人机的案例、新能源的案例。

当然，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以及产业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浪费和过剩），这很正常，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完美、没有副作用。从大的方向来看，2015年到2025年，我们的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制造业在全世界的占比，都显著提升了。

第三个，我们充分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

在微观逻辑层面，前段时间看到泉果视点有一篇文章，讲到一个经济体产业越复杂，产生的各种化学反应就会越强。我也特别认同。

中国是超大经济体，也是超复杂经济体，拥有齐全的产业门类，就有可能产生很多的创新突破。

产业方面，我们从一开始的来料加工，到学习模仿，再到自主制造，然后自己开始生产高端机器；人才方面，我们从人口红利到工程师红利，到现在的科研红利，且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工程师红利和科研红利将会持续。

举一个例子，我是复旦毕业的，2025年只过了3个多月，复旦在《Science》、《Nature》、《Cell》等顶级期刊上已经发了十篇文章了，且里边的很多研究和产业密切结合。这是产业和学术之间产生化学反应的一个结果。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产业发展、经济奇迹背后的微观逻辑。

长期经济增长

   到底由什么决定？

解读和展望中国经济有多个视角，不同的视角其实结论是不一样的。

我总在想一个经济学常识，经济增长是由什么决定的？

短期来看，经济增长是由需求端决定的；但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却是由供给能力决定的，包含你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这些更长期的东西。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发现常陷入“鸡同鸭讲”的局面，就是因为经常把“供给和需求”、“短期和长期”混淆在一起讨论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供给和需求”、“短期和长期”的不同象限中，展开讨论。

■  短期来看，如何客观评价当下的经济？

关于房地产，大家可以回想一下，5、6年前讲到房地产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泡沫一旦破灭，中国经济会怎么样？但现在房地产泡沫，可以说已经消化一大半了。

当下，房地产泡沫基本被消除，叠加了中美贸易对抗，我们的经济没崩溃、没出现系统性风险，坦率地说，我觉得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需求不足”跟“通缩”是短期的主要矛盾。现在居民部门正在快速降杠杆，但其实是在筑底、在积蓄能量的过程之中。同时，房地产的基数已经很低了，对于整体经济的拖累，快要告一段落了。

所以，我认为短期的困难局面，已经看到一些边际好转的迹象和可能性了。

■  从长期的角度看供给侧的逻辑：

第一，刚才提到，我们从“人口红利”到“工程师红利”到“科研红利”，且红利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第二，以前其实大家很担心的是人工智能，中国会不会被甩下？这个春节有了一个巨大的叙事转变，我们突然发现，人工智能并没有落后太多；

第三，欧美能否产业回流？下一个中国会是谁？如果用我刚才的逻辑去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不管是宏观背景还是微观背景，我觉得（全球再出现一个中国）都挺难。

从供给侧的逻辑来看，长期我们可以保持乐观。

■  从长期的角度看需求侧的逻辑：

全球化1.0其实只是20亿人口的全球化，也就是欧、美、日、韩等国家加在一起10个亿，中国加在一起10个亿。

全世界还有大概五六十亿人口，是没有真正被纳入全球化的。

当下，站在十年后看“一带一路”的策略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这代表着全球化2.0时代，五六十亿人口的空间。

外需方面，全球化的重构，非美贸易有很大的空间。

假设在极端情况下面，中美彻底脱钩，依赖内需会怎样？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才面临的。

格雷厄姆回忆录里面讲1929年大萧条的事情，他说不能理解，（当时）美国老百姓还那么穷，但产能那么丰富，为什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全倒掉了，没人消费？所以他就设想了很多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能不能把产能转化为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消费？其实1929年的时候大家很悲观，但美国后面靠罗斯福新政、二战等走出来，迎来了一个大繁荣。

即便外需不再是我们的增长引擎了，我们的人均GDP、人均生活质量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我们还是可以靠内循环，支撑我们的经济发展。

因此，回看五年前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还是很有前瞻性的。

在现实生活中，供给和需求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有可能是脱节的。

短期的供需脱节，需要靠政府的有形之手调控；

但长期来看，市场经济加科技进步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这是竞争决定的。但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会导致长期需求不足。

长期需求问题，要在分配机制上去解决。包含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比如提高GDP里工资收入的比重，把社保等基本保障覆盖到更多人群；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财富再次分配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三次分配可以从长期解决需求和供给不匹配的问题，也能够解决代际公平的问题。

这些事理论上都对，落地都不容易。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坎，只不过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总之，我们经常讲人口红利，其实可以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我们目前在供给侧的人口红利是显著的，从普通劳动力红利发展为工程师红利，并正在发展为科研红利；但需求侧的人口红利同样重要，这个还需要通过改革和政策引导，把分配机制理得更合理，把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总结来说，从长期的视角看供给，中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也是超复杂经济体，可以保持充分的乐观；从长期的视角看需求，全球化2.0或许会带来更大的外需空间；而在极端情况下，我们依靠内循环，也能支撑经济的发展。

  关税博弈：

 高水平的“内循环”

足以支撑极端场景

关税战是当下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理解，特朗普关税的目的是什么？

是对等零关税吗？我觉得不是。

在美国，一部分人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没有享受到甚至利益受损。因为这些人的投票，特朗普再次当选。

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其实是很明确的——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特朗普的行为，开始我们提到，中国的多重决策目标，是“效率-公平-安全”；而美国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全球领导地位”。

中国的战略非常清晰，就是专注地搞经济，提升国民福祉，从来没有摇摆过。

美国的战略，其实经常摇摆。之前，在全球化、价值观外交的背景下，美国追求的是效率和领导地位。现在特朗普已经明显意识到，美国追求领导地位的成本太高了，要全世界建军事基地，要各种战争去干预。所以特朗普不要追求领导地位，而是要产业回流。

如果制造业回流是政策目标，对等零关税能解决吗？解决不了，我们的制造业成本比他低太多了。

什么情况下，制造业才可能回流？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全世界对美国零关税，美国还保持20%~30%的关税。

第一，这在政治上可行吗？我觉得做不到。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妥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主动降关税也达不成特朗普的目标。

第二，加关税是政府行为，但是制造业能不能回流是市场行为。不是政府说让企业去美国投资，美国制造业就回流了。

制造业回流，要有利润驱动，要对未来有确定性。现在这些条件显然都不具备。

哪怕制造业暂时回流了，如果全球市场还是一个偏自由竞争的贸易体系，回流的企业有没有竞争力？能不能持续地盈利？我觉得这是个巨大的问号。

第三，这么高的关税，有没有谈判的余地？是不是所谓的“交易的艺术”？我觉得有可能。

关税只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手段，其实真正的失衡是在汇率上的失衡，汇率的平衡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更倾向于认为，大概率是用高关税打完了，慢慢坐下来谈，综合用各种手段，税也会加一点，汇率也升一点，达成一个相对更加均衡的贸易体系。

至于谈判的节奏，我觉得中期选举肯定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按照特朗普的立场，制造业回流是很漫长的过程。但是，通胀、指数下跌，是立马见效的，所以他一定是希望在半年到一年内，拿出点成绩来的，否则中期选举挺悬的。

特朗普的政策能够持续多久，跟美国的痛苦指数是关联的。什么是痛苦指数？通胀加失业，痛苦指数如果上去了，他受到的制约和挑战也是很大的。

中美竞争和对抗，我们不用心存任何幻想，这就是将来10、20几年都会持续下去的事情。

短期来看，我们是生产方，美国是客户，我们肯定是相对被动的。

但是长期发展是由供给侧的能力决定的。我们是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齐全的产业门类，低成本优势。大家别忽略了，我们的社会耐受力是比美国要强的。就像你跟一个大客户闹掰了，可他只占销售收入的2.5%，难受也挺难受的，但好像也能过。

就像上边提到的，最极端的情形也就是“非美贸易+内循环”。

内循环也分很多种，可以是低水平的循环，也可以是不断往上走的循环。我们的内循环是还有很大空间的、较高水平的内循环。